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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创新分析(共3000字)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文学翻译创造性 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间环节，即：现实—认知—语言。该观点充分肯定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语言是现实和认知共同作用的产物。[1]也就是说，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具有客观性;又强调语言与人的认知密切相关,认为语言在人们的头脑里生成，具有创造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同样适合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就是译者基于对原文本客观体验的基础上将原语转换成目的语的认知活动过程，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忠实性，是创造性与忠实性的对立统一。 （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首先来看一下认知语言学给文学翻译创造性带来的认知阐释。认知语言学认为由于各自的地理、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原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大量的认知不对等。例如，同是“月亮”，希腊语的“月亮”是指月亮“度量”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月亮”则指月亮的明暗状况。另外，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文字，而是文字后面的具体艺术形象，这就要求译者要摸清原作的思想内容、创作意图风格，以及与当时创作有关的种种条件，但是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在阅读理解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本身所处的时代、民族文化传统和语言发展时期以及个人阅历、修养、性格和思维习惯的影响，因此译者对作品的认知理解不可能和原创的完全相同。而且，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语言模糊性和含蓄性的特点。这些因素最终造成译者对原文本认知理解上的不确定性。例如《哈姆雷特》剧中的独白“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如何理解这个早在四百多年前莎翁就没有说清楚的句子呢？这个“be”的受词（宾语）该是什么呢？这句话到底如何理解，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文学翻译的“文本只是没有意义的文字符号，它们只有在理解中才能重新富有意义；同时理解还能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使文本的意义处于永远开放的不确定之中。”[2]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体现了译者对原文本认知理解上的创造性。另外，一般的翻译只要把原文的信息表达出来，文字通顺易懂即可。然而，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性的翻译。文学作品要使用艺术手法表达某种特定的内容、思想和风格等。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本的表层意思，还要传达原作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时能同原语读者得到相同或相似的启发和感受。可是在具体的表达过程中，译者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几乎只能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因为原语和目的语之间以及原作者和译者之间，在语言层面上尤其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存在大量的认知不对等或认知空缺。如何弥补认知上的空缺，缩短认知上的差异，尽量接近原作呢？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接近原作指的是，要传递特有的手段、特点和特性。翻译中为了忠实地传达某个形象或句子，有时必须完全予以改变。相应的形象及相应的句子，并不总是表现在词的表面相对应上。应当使译文表达方式的内在生命和原作相应。”[3]许渊冲先生也大力提倡变通，尤其是诗歌翻译当中的变通，他说：“改变原诗的观点及语气，改变原诗的词语，如果结果更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那也应该变通,至于和原诗的意义有出入，那就一定要译文更富有意美、音美、形美才能变通，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诗已经是再创作了。”[4]别林斯基的“改变”和许渊冲的“变通”，谈的都是文学翻译表达过程中创造性的问题。例如前文提到的《哈姆雷特》剧中的独白，莎翁巧妙地运用了英语的“be”动词，一个肯定一个否定，意蕴隽永，如果完全复制原句的结构，译成“是，或不是，这是个问题”，虽说文字流畅、忠实通顺，但原文韵味尽失，不能算是好的译文。汉语读者因无法达到与原语读者的认知上的对等，会觉得太过平淡。为弥补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我们有了朱生豪翻译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卞之琳翻译的“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张庆路翻译的“妥协呢？还是斗争呢？这是个问题”等多种表达。每种译文都不无道理，译者都考虑了英汉两种语言的认知差异、汉语读者的认知接受程度，做了大胆的创造性的变通处理，力图把莎翁没有言说的内容展现给读者，再现原作的艺术美。《哈姆雷特》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不断地被重译，迄今为止，国内已经有二十多个译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几乎没有雷同，可以说正是有了创造性的存在，汉语读者才有机会结识如此多的哈姆雷特；也正是由于有了创造性的存在，文学翻译才有了永恒的灵魂和经久不衰的魅力。 （二）文学翻译的忠实性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为文学翻译创造性提供了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时也提出了现实体验对主体创造性认知因素的客观限制作用,文学文本意义的趋异性以及艺术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并非是没有任何限度的。我们说“一千个译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