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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政管理论文(共3537字) 一、扩权升格：云南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旅游产业这种特有的综合性和联动性要求其必须进行一揽子管理。笔者根据“扩权升格”的深度广度要求，将云南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模式分为三种：一是部分扩权、地位不变。在传统旅游局职能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特色和旅游发展需要，旅游与风景、商贸、体育、文化、园林等部分职能融合的行政管理模式。例如，腾冲县将全县翡翠和旅游出租车管理职能以及对宾馆酒店、餐饮行业的规划建设审核职能全部划归旅游局，明确要求全县投入实施的工农业项目必须征求旅游局意见，充分体现了全县经济社会围绕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路和理念。二是部分扩权、地位升级。除扩大了职能范围以外，上下级旅游局之间形成领导关系。例如，西双版纳州三个县市探索实行垂直管理的新模式，县市旅游局局长兼任州旅游局党组成员，县市旅游局局长的任命，由州旅游局和县委组织部共同考察后，由州旅游局党组直接任命。三是全方位扩权、地位升级。在保留或撤销传统旅游局的基础上，成立级别更高的、整合各部门功能的旅游委员会模式。国内成立的各种旅游委员会有如下几种性质：①议事机构，如桂林市保留旅游局，另外成立行政级别更高、成员单位更多、管理范围更广的旅游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为常设机构，直接对市委、市政府负责；②半实质执行机构，如杭州在原有旅游局职能的基础上成立旅游委员会，赋予了旅游主管部门对园林文物、贸易、工商、旅游度假区、商业资产公司、旅游集团、西湖博览会办公室等机构的协调功能、风景区管理职能、资源整合功能；③实体性机构，如上海组建了中共上海市旅游事业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政府下辖的旅游局、商业局、交通办、园林局和新亚集团等单位，均为旅管会成员，上海市副市长兼任旅管会主任，旅游局和各相关局的负责人任副主任或委员等。云南学习借鉴了上述省市的经验做法，在省级层面，根据旅游业产业链长、涉及面广、统筹协调工作量大的产业特性，积极开展旅游行政管理机制改革创新并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三次大的飞跃。2013年2月，云南省旅游局正式更名为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标志着云南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2013年8份，省委正式任命配备了10个部门的兼职副主任，标志着省旅发委由一个单一的经济职能部门转变为一个综合协调部门；2014年6月份，中编办正式批准同意省旅发委成为政府组成部门，标志着旅游业在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认可和强化。在州市层面，昆明、大理、迪庆、普洱、红河、玉溪、版纳7个州市参照省里的作法，从强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综合协调和服务职能出发先后组建了旅发委。除云南，北京市、海南省、江西省也相继完成了这一过程。如2009年，海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实体性的“旅游发展委员会”，并列入省政府25个组成部门之一，而且在政府组成部门的排序上居显著位置。云南、海南旅发委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可以参加政府全体会议并进行表决，而传统旅游局作为政府直属机构，其负责人只能在涉及本部门事项的会议时才能列席。另外，组成部门的一把手是由政府主要领导提名、同级人大通过任命，而直属机构的负责人则由政府直接任命。显然，这种改革要比非实质性的、协调性的旅游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在权力方面有了更高的提升。 二、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本质：权力运作与旅游建构 中国政治体系内在结构特点是：政党居于中心位置，由内向外依次是行政系统、人大系统、司法系统，构成一个同心圆。党的组织对各种权力机构的渗透和有效控制，使中国政治系统中各个部分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和重叠性，而云南推进的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在保持同构性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自主性，通过“扩权升格”提升自己在权力场中的相对位置，由边缘走向主流。第一，旅游管理体制的“扩权升格”与当地旅游业的主导地位、国家政策导向有着重要关联。旅游在权力场的重要性由其在地方政府业务流程中的重要性而决定，如旅游一把手工程、旅游强县/市/省，并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例如，2010年初，海南省正式获批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并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对于海南这样一个旅游经济特区来讲，其管理机制的设置自然应凸显出旅游业对区域发展的统领地位。云南作为旅游资源大省，其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同样直接受益于这一时代变迁：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始终坚持把它作为支柱产业加以培育，近几年又确立了“旅游强省”的目标和思路，加上一直推进的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云南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助力。第二，旅游管理部门利用种种策略来捍卫或提升他们在权力场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本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例如，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