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及近代纺织业发展连系(共6132字).docVIP

李鸿章及近代纺织业发展连系(共6132字) 一、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传统纺织危机的产生和危害 “天子躬耕，皇后亲蚕”。自古以来，纺织生产一直被作为统治阶层立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而加以保护和重视。在历史上，中国是世界纺织生产的强国，一直到１９世纪初期，中国土法手工纺织品和传统植物染料靛蓝还大量出口欧洲。１８世纪，英国依靠机器纺织工业积累的大量资金和技术，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崛起。１８４０年英国侵华战争的直接导火线虽然是鸦片贸易，但实际上英国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市资本家早就要求英国政府用武力打开中国纺织市场［１］鸦片战争后，洋商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低税率和倾销政策等手段，开始向中国倾销机器纺织品，洋商用土布三分之一的价格将洋布卖给中国人民，舍土布而着洋布者比比皆是，并从沿海而逐渐及于内地。诚如郑观应所说：“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２］纺织品进口速度日增，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总值从鸦片战争前的白银年４０余万两猛增至战后的１　０００万两，到１９世纪中叶已达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万两，到９０年代初，棉纺织品进口总值竟达５　２７０余万两［３］，仅次于鸦片的进口数。同时期，印度的传统经济因遭到英国纺织品的巨大冲击而衰败，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４］。在纺织繁盛之地江西抚州，一个传统家庭妇女手工纺一匹布可卖两千文，足以应付家庭日常花销，而进口纺布，一匹只卖６００文，质量却远胜土布。到１８８５年，纺织品进口总值已超过鸦片占第一位，不仅大大冲击中国传统的土布生产，致使大量的手工纺织业破产，农村纺织劳动力过剩，白银大量外流，传统经济遭到沉重打击。 二、李鸿章的三上《织布局折》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建和发展 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１８８２年４月２３日），李鸿章上表《试办织布局折》，对近代中国纺织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做了全面论述。为了保护中国机器纺织发展，奏折提出给民族纺织专营十年的优惠政策，对机器纺织产品，“如由上海迳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溉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５］。这说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政府从一开始就从国家决策层面出台一系列支持机器纺织的发展政策，奠定了近代纺织业发展关键的第一步。上海机器织布局创设于１８７６年，实际筹创始于１８７８年，１８９０年投产。由于李鸿章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淮系要员杨宗瀚等人的努力，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０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达１．２万两，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的非常成功。在李鸿章上奏《试办织布局折》后，淮系官僚上海道台合肥人龚照瑗呈请李鸿章奏准设立华新纺织新局，参与者有淮系幕僚严信厚等人，严信厚一直担任总办一职。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成功，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遂令出使英国大臣薛福成速购新式细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白银７０余万两。该局被焚后，李鸿章并不气馁，急图恢复，光绪十九年十月（１８９３年４月）李鸿章又向皇帝上《重整上海织布局折》［６］，再一次提出采用机器纺织以敌洋布，并上奏积极推荐淮系洋务大将盛宣怀来经营。“谋始图成，得人尤难”。盛宣怀果然不负鸿章期望，进行了大胆改革，为改变织布局的官僚气息，盛宣怀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将局改厂，改称“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雄心壮志，计划华盛开１０家分厂，纱机３８万锭、布机４　０００张，后来华盛实际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开设了７家分厂，还控制因管理不善而经营困难的华新纺织局（后改华新纺织厂），到１８９５年纱锭总量实际约２１万枚，布机２　３００台。盛宣怀在华盛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李鸿章。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年３月２８日，李鸿章乘热打铁，再奏《推广织布局折》［７］，除向皇帝奏明上海机器织布局从建立到焚毁又到规复的情况外，又依盛宣怀之意，将华盛规划的３８万锭棉纱、４　０００张织机加上张之洞的湖北纺织局的２万锭棉纱、１　０００张织机，共４０万锭和５　０００张织机作为今后十年纺织行业的最高投产限额，加以保护。奏稿中还强调“将求种棉之法，徐图纺织细纱原布，以期开拓利源”，以求棉农结合，更好地推动纺织生产。此时银元贬值而英镑升值，购买进口设备花费巨大，又担心洋商自行在华设厂，与华民争利。李鸿章忧心忡忡，奏稿中甚至出现“此臣所以日夜筹维，力图振兴，而不敢中止也”的紧张情绪。李鸿章的这篇奏稿上了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起因之一是日本新兴纺织资本家要求掠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