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中的农村金融转型.doc

中国金融发展中的农村金融转型 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陆磊 [ 2008-04-12 ] 一、引言：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的基本路径 　　中国金融发展的关键性难题之一在于融资需求与融资供给之间的结构性不配比。比如，农村经济主体和中小企业持续存在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的现象，而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经济主体在客观上同时具备在直接和间接融资市场上的优先权。从本质上看，建立一种高效率的金融体系是改革的阶段性要求，而金融发展的更高要求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造就高效率的融资主体；两者貌似并不存在矛盾，但在近期的中国金融的实际运行中必然存在金融资源是进一步集中还是逐步分散的配置矛盾。Mishkin（2006）认为，欠发达经济体走向富裕的唯一途径是提供激励，使资本流向可以发挥最佳效用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满足金融需求。而Easterly（2001）则根据对欠发达经济的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很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在于无法获得投资，而在于投资无法提高产出效率。更进一步的研究证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增加投资数量，而是首先必须避免无效投资和不良贷款，推动投资质量的提高（Beck等人2000；Easterly和Levine，2001；Levine 2005）。因此，在中国的农村金融领域，尽管笔者一直强调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户信贷可得性提高的积极作用，但我们首先需要认定的一个问题是，农村金融组织是因为农户需要融资而给予信贷，还是信贷本身可以给金融机构带来适度风险下的合理收益？显然，后者是第一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试图就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路径选择分析金融资源配置如何从动态角度寻求既能提高产出效率又可以有效规避融资系统性风险的基本模式。 　　回顾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指导思想，理论界对农村金融的理解和讨论往往局限于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总量分析，最多是把“三农”当作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加以分析，因此，在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根本区别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上很难发现其差别。需要说明的是，比如面向农户的小额信贷，实际上在城市地区同样存在面向下岗失业职工的小额信贷，很难说两者在本质上存在怎样的区别。那么，真正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到底存在或应该存在怎样的区别？这就必然涉及对农村金融本质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忽略也必然导致当前对很多基本理论和政策的模糊认识。 　　第一，由于我们通常假定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则金融总量的扩大成为政策上的必然选择，以此体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但事实是，农村经济发展是多路径的，至少存在农村城市化、农业劳动力的本地跨产业或异地转移以及农业产业化等多种形式，这意味着农村经济增长一般是跨越式离散增长，而非城市经济增长中的数量扩张式的连续增长，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源配置形式的变化。在金融领域，撇开城市企业改革因素所导致的信贷对象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城市金融往往体现为数量扩张，而在农村金融领域则更多地体现为信贷重点的不间断转移，而这种转移意味着农村经济增长模式和主导产业的剧烈变动。因此，无论是中央银行信贷政策、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政策还是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首先需要找到一条独立于城市金融的农村金融发展道路，而不是依赖于城市金融运行的固有惯例，继续走大水漫灌式的金融发展道路。 　　第二，由于我们通常强调“三农”的弱势性质，把农村金融当作金融支持的重要手段，由此导致金融运行内在的市场化导向与金融支持的政策性要求之间似乎天然存在对立。作为这一问题的自然逻辑延伸，很多实践操作者认为农村金融的高风险导致商业性金融很难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因此，国家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农村金融的政策性质，在缺乏商业利益的前提下不断追加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性投入；要么承认商业性金融的趋利避险性质，任由金融资源向城市地带集中。正是基于这一思维惯性和决策误区，2006年孟加拉乡村银行及其创始人尤努斯的实践给我们的冲击才如此之大——其冲击的实质在于即使是弱势群体依然可以找到一条财务可持续的商业化经营道路。而我们自己甚至忽视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基本经验：即中国成功摆脱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近百年的弱势，并逐步形成世界最具活力的金融体系。经济崛起意味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一过程是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的过程，而金融机构作为专业性风险管理组织不是规避风险而应该是主动管理风险，农村金融机构尤应如此。 　　第三，由于我们一般认为经济决定金融，农村金融的一切困境似乎都是由于农村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所天然形成，而因此忽视了中国经济成长中最基本的经验——欠发达地区和产业的崛起。此外，东南沿海（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农村地区的快速崛起并形成商业性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是一个远比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成功更具说服力的范例，其间也并无更多的政策性投入，而我们对自身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