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草”的荣与枯.docVIP

“原上草”的荣与枯 　　“这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年代，一些艺术娱乐化、低俗化了，没有哪个乐队愿意在街头过卖唱的生活，因为现实总要吃饭的，但街头的底层人供养不了，给不了这个养分和土壤。” 　　和骆老师约访好几次，但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因为时间渐渐不属于他自己了： 　　今年4月，他在深圳乐器城二楼开了个工作室，招收10多名学员，专门培训他们学习二胡。既然收人家钱，培训的时间安排，当然以学员为主。 　　前不久，和他见缝插针聊了没多久，突然，他抬表一看，“哎呀，快（下午）4点30分了”，然后，背着二胡，拖着行李箱，匆匆，迎着风，他又出门去了。门外，南国初冬的冷风顽皮地撩拨他额前黑白相间的长发。 　　骆老师，真名骆宏俊，是原来的“原上草乐队”成员之一，在乐队里，他担任二胡演奏的角色。 　　原上草乐队是2009年，深圳街头艺人自发成立的一支乐队，也是第一支有名有姓、角色搭配固定，并在固定时段于深圳市民中心演出的乐队。 　　乐队成员包括：吹笛子的陈继召，拉二胡的骆宏俊，弹主音吉他的李涛，节奏吉他及歌手韦云飞，贝斯及歌手韦伟，鼓手肖志彬、陈金飞等。 　　这个乐队属老中青搭配，最老的陈继召，当时已是65岁的老人。最小的韦伟、陈金飞等，却不过24岁。 　　这个乐队没接受过学院派系统的专业培训，仅凭兴趣爱好和认真钻研的精神，就将表演水平演绎到一个新巅峰，乐队备受市民欢迎并在深圳红极一时。可以这样说，原上草乐队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深圳市民―特别是草根阶层的生活方式，即“听原上草乐队演唱”已成为和“周末去莲花山公园爬山、放风筝;去中心书城看书”相提并论的生活方式了。 　　也因如此，这个乐队上过央视。央视以上下两集的形式在纪录片频道播出。 　　但今天，这个曾是草根阶层精神流浪栖息地的乐队，早已烟消云散，背后留下的，是一连串时代难解的命题。 “原上草”的荣光 　　原上草乐队的名称是骆宏俊起的，因为他较有文化，上世纪70年代，他上过高中。按照骆宏俊的说法，“当时就是觉得我们是一支草根乐队，生命力很强的乐队，只要给我们一滴露珠就可以生存下来。即便遭遇困难和变故，也可春风吹又生”。 　　2009年乐队成立前，骆宏俊和李涛、韦云飞等人就认识了。在深圳街头巷尾，他们各自通过弹吉他、拉二胡或歌唱等，以获得市民打赏谋生。 　　当然，其中一些人一开始也不是专以此为生，而只是个人兴趣爱好，如韦云飞，当兵出来后，在深圳做保安，工作之余吹拉弹唱，挣点零花钱。 　　“2007年，在龙华、宝安等地的时候，我看见李涛、韦云飞、陈继召三个人时常在街头互相搭档着演奏。我忙完了，也会过去和他们搭档演奏，但我没分他们的钱，只是为了好玩。”骆宏俊告诉记者，这是他们早期的间断性合作。随后，大家四处流浪、歌唱，聚少离多，也没什么联系。 　　2009年，华强北升格成为福田区新设立的街道，此后，华强北加强管理，包括骆宏俊在内的街头谋生者的生存空间，遭到了城管驱逐。无处可去的骆宏俊在他人的提议下，去了深圳市民中心广场。在这里，他再次遇到了李涛、韦云飞和陈继召。 　　因为有之前的合作关系，当韦云飞提出邀请骆宏俊一起组个乐队时，骆宏俊爽快答应了。后来，因人员更迭，陆续加入的鼓手还有肖志彬、陈金飞以及韦云飞的弟弟韦伟。 　　这个乐队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甫一出场，其吹拉弹唱的专业水准很快吸引了深圳街头市民。一些在工厂忙碌一周的打工者，在看他们的演唱中舒缓了疲惫的神经，化解了现实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低落情绪。 　　很快，这个乐队有了一波波的铁杆粉丝。在广场演出时，如果突然下雨，粉丝们很快会帮忙抢着搬运东西去躲雨。雨过天晴，他们又帮着搬运出来。有些粉丝甚至在帮忙搬运的打杂中，成了乐队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成了乐队成员的情侣。如韦云飞，他的女朋友就是由乐队的粉丝“蛋蛋”（但雪源）演变而来，后来，“蛋蛋”还晋升成了他的老婆。 　　粉丝的黏度还表现在于，当演唱的乐器遭城管没收装车时，粉丝和他们一道将乐器抢回。在他们搬运不便时，粉丝凑钱给他们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 　　街头演出让这个乐队的成员，每人每晚有100元～200元不等的收入。这对于这帮年轻人而言，有酒喝、有烟抽，还能有梦想，足够了。 　　当然，对骆宏俊而言，生活压力是有的，当时54岁的他，有一对儿女正在上大学，他们生活开支，主要靠他拉二胡挣来。因此，参加乐队演出之外的白天，他继续上街头拉二胡以获得更多打赏，来弥补乐队给自身带来的收入不足的窘境。 　　比骆宏俊年纪还大的是陈继召，当时65岁的他流落街头演奏，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为寻找他早年离家出走的女儿。他渴盼某天女儿踏着笛声闻声而至，扑入他怀中，但此愿景至今成憾事。 　　原上草乐队受到普遍认可。在深圳，对普通家庭而言，当有朋友来做客时，带朋友去听原上草乐队的演唱，是习惯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