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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箴铭文折射文人情怀 　　箴铭文是古人用于警戒自身和告诫他人的一类文体，语言质朴，意义深远为其特色。在中唐社会动荡不已的背景下，除诗词歌赋外，文人以箴铭文为载体，将其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表达了对个人、仕途和社会的多样情怀。 　　一、中唐箴铭文及其社会背景 　　箴铭文其实是箴、铭两类文体。唐代以前，箴文绝大部分是针对帝王提出的劝诫，多用铺陈和用典的官箴为主，如杨雄模仿《虞箴》所作的《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从地域、职守等不同的角度对皇帝进行劝诫，37篇之多的数量，使箴体文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到唐代，箴文不仅用于劝诫皇帝，更多用于自我反省，检讨自己的言行并提出警示。于是，官箴渐疏，私箴逐渐占据主流，大批文人志士的箴文崭露头角，如柳宗元“所忧在道，不在乎货”的《忧箴》，即是作者对“忧”的理解，并提出了如何控制这种情感的告诫。而对于铭文，最初是“称美不称恶”，大多数刻在石头上的铭文都是赞颂型的，汉前刻于器物上的铭文对器物外形进行大量描写，警戒的意味相对较少，但自汉代开始，铭文逐渐脱离对器物的依赖，发展成一种用于自我警示的座右铭，慢慢地用于警示的铭文逐渐兴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效法东汉人崔瑗作《续座右铭》，座右铭也就成了相当流行的一种警诫性铭文。陆机在《文赋》中将箴、铭对举：“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虽说两者在风格上有差异，但人们论述时多将其归为一类，从南朝的刘勰到清朝的姚鼐都是如此。综上所述，到了中唐时期，箴文侧重于规劝人们改正缺点、过错，所谓亡羊而补牢；铭文侧重于警诫人们避免缺点、过错，所谓防患于未然，但两者均是用以劝诫人们正道直行。 　　箴铭文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源于每个朝代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唐是极其动荡的一个时期，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使得朝廷元气大伤，吐蕃大举进攻，朝中皇帝和大臣不断逃亡，持久的割地讲和使得军事和财政收入产生巨大影响。直到公元805年，唐宪宗登基，收复失地，藩镇内部的世袭制结束，在其驾崩后，帝国才迎来了长达40年的太平。而这一时期的文人在仕途上更是几经波折，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在中唐时期的文学界更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不仅是关于散文文风、语言等的革新运动，更是一场改变思想、重建道德的文化运动。古文运动中的朝廷动荡不休，文人笔下的文章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二、中唐箴铭文体现的文人情怀 　　刘衍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中说道：“中唐之文，既是对前期古文运动先驱者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配合朝政改革，从文风到文体的一次彻底革命。”社会动荡，朝政全非，中唐士人学子的仕途和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生活多维度、多层面的感受，这一切激发出了文人们心中多样的情怀。文由心生，我们可以通过文章来了解文人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和情怀。 　　1.从自我警戒角度表现文以明道的现实情怀 　　自唐代伊始，将作者个人作为研究对象来阐述和剖析，并提出自我警诫的私箴越来越多，而其中较为优秀的私箴文可推韩愈的《五箴》。这是韩愈在古文运动前蛰居阳山时所作。通篇以自诫的手法表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虽然称不上是严厉的说教，但却蕴含着自诫以外的一份不屈。在《序言》中韩愈写了自己因命运多舛而过早衰老的感叹，然后从“玩乐”、“言论”、“行动”、“交友”、“名气”这五个方面进行详述，表面看似批评自己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实则是警告自己如不改正就会沦入小人之列；看似是批评自己缺乏与当朝权贵对话的思维，太遵从道义而交友不慎，实则是表现自己“言多必失”后，当朝权贵的专横、昏庸和妒忌贤才；看似是批评自己太过自恃有才，锋芒毕露，提醒自己慎重处世，实则又已然表明“行也无邪，言也无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的态度，显示了对世俗针砭的愤激之情和刚正不屈的精神境界。通篇看似对自身问题的批判，实则以反讽的方式抒发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批判，表达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屡遭排挤打击的深沉感叹。此时的韩愈，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流贬阳山，而这篇箴文正是他流放期间所作，当政治理想和专制政体相冲突，重推孟子“仁政”思想、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拥有积极进取精神和保持对社会现实批评态度的韩愈自然不会屈服，他将“文”与“道”巧妙融合，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明儒家之道，愤不平之事，“古道”既不能“行”于今，就只能以“文”来明道，而这里的“道”则源于现实又警诫于现实，是自身的一种不甘与反抗，也是警示自我和世人的标志。 　　“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重于后”的柳宗元对于“文以明道”的理解与韩愈的“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相同，其中有无奈但也确实符合当时政治功利性的需求。柳宗元的《忧箴》与韩愈的《五箴》有相似之处，都从自身角度出发。作者认为“子如不忧，忧日以生”，“忧”的存在是必然的；但又不可如小人一样，戚戚于忧愁，更重要的是，“所忧应道，不在乎祸”。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