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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工作模式优化及创新策略探讨 　　[摘要]新媒体时代，各类社会问题在网络语境中更加突出，政府及时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网络舆情作为社情民意的集中反映，是各级政府平衡社会各方利益时的重要考量要素。在网络舆情日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逐渐升温的背景下，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充分认识并推进政务舆情体制机制建设，对降低公众政治参与成本、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推动行政文化转型以及优化社会治理机制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意义。 　　[关键词]舆情 工作 模式 创新 策略 　　一、目前舆情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工作理念不适应。 　　政府的公信力影响着政府的行政合法性、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在主观站位上出现“位移”，未能从公正、公平的价值立场出发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反而以公共利益为挡箭牌，出现损害公众权益的事件，极大地侵害了公众、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权利，导致舆情迭起，政府公信力一落千丈。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映射，网络舆情的产生与发展必然也以某一现实事件为背景和基础。政府公信力一旦严重受损，民众与政府在现实中会出现难以沟通的“黑障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意图均无法实现，即使强行执行相关政策，也会带来行政成本高昂的后果，并且效率低下。 　　2.工作机制不完善。 　　舆情工作是一种群体劳动，这种劳动的组织形式又与工作机制的运行紧密连在一起。目前，舆情的引爆点和传播渠道正在从互联网转向移动互联网，舆情信息在新旧媒体之间出现了快速的跨界传播和强烈互动。舆情传播渠道之间的互动效应又导致本地舆情外溢、境外舆情倒灌，传统的内宣和外宣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舆情信息工作被舆情发展推着走，工作机制滞后导致对舆情信息双向互动、多频共振估计不足，给信息研判和利用带来相当难度。 　　3.舆情回应不到位。 　　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主导信息发布的权力，说什么是什么，拥有诠释事件的话语权；但在移动互联的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权力“去中心化”使政府难以控制舆论的方向，说什么疑什么，传统的政府权力在舆论场不断被稀释。认知失衡与舆论暴力相伴相生，不仅隔断了不同经验之间的共享与对话，还使得舆论场真相模糊、戾气蔓延，社会共识难以凝聚。民众从不看、不听到不信、不服，有关政府的负面声音总是比正面舆论更容易激起听众的响应，舆论场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复杂严峻态势。 　　4.回应效果不理想。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来临，整个社会舆论生态出现了全新的变化。社交媒体碎片化的表达方式，导致了具有煽动性的极端言论更容易吸引眼球，从而使其大量的产生和传播获得可能。“微时代”网络空间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情绪色彩构成光怪陆离的舆论生态，任何原本活跃于“线上”的群体情绪，都可能转变为“线下”的群体事件。社交媒体不只是更新了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创新了社会动员的方式。网络世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现实社会，社交媒体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情绪产生裂变的核心，构造了舆论场上的新势力。 　　二、舆情工作模式的优化路径 　　1.明晰责任主体。 　　近年来，一些社会重大事件先后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由于地方政府处置不当，迅速演化为群议汹汹的公共事件，使得官方的形象和公信力严重受损。梳理各类公共事件舆情演绎过程，会发现“中国式危机公关”大行其道，比如：过度控制正常信息、在过错性事实面前逞强、对舆论监督持排斥态度、丧事喜办转移焦点、舆情事件中不敢承担责任等。其公关思路、手法不仅恶化了政府在网络语境中的形象，还影响着党和政府的执政环境和政治生态。观其表，一是不知道谁负责，二是谁都不想负责，三是谁都不敢负责，四是谁都不愿负责；察其里，还是责任主体不明晰。 　　根据舆情烈度、涉及地方、涉事部门、跨地域协调、跨部门联动等情形，可以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指定责任主体。此外，政务舆情“点多面广火旺”，往往涉及多地域、多部门和垂直管理系统，在加强监测预警、精准研判的基础上，在横向上可以加强沟通协商，在纵向上做好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工作。同时，为了避免职能重叠或利益分割造成空转，可确定牵头部门；对特别重大的政务舆情，要求本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指导、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做好舆情回应工作。 　　2.廓清舆情标准。 　　“中国式危机公关”之所以让政府形象陷入被动，就因为透明、诚信、服务、责任、高效的政府形象是公众所期待的，而“中国式危机公关”没有让公众感觉到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努力，社会力量没有转化为政府行动的有效支撑。政府形象建设优良与否，取决于政府的实际作为，判定政府形象的优良与否则来自于公众的评价。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和民意批评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面对舆情的时候，现代政府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消极躲避、闭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