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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抽象：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核心方法 　　[摘要]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历史性”。其辩证抽象不是一个完全与传统抽象方式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是对传统哲学抽象方法的扬弃，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抽象方法，它融入了“变化”和“关系”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打破了传统的“实体思维”，转而在“关系”和“变化”中理解每一个单独的概念；二是对概念或范畴本身做多方位、多角度的解剖，揭示一个抽象概念自身具有的丰富关系，使得每一个概念的抽象和具象统一在该概念的物质基础之上。辩证抽象有四种具体形式：总体中抽象、同一性抽象、现象-本质抽象以及流变抽象。 　　[关键词] 　　马克思；辩证抽象；历史；辩证法；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民众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但高速发展所伴随的其他新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包括社会正义、城乡差异、官僚贪腐、失业和环境污染等。追求富裕的进步主义史观背后所隐藏的西方理念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发展理念之间也出现了难以遮掩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切实发酵着，并造成不可小觑的思想混乱。此时，我们不禁反思，能从马克思那里寻求哪些思想资源和方法启示呢？方法很重要！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今天最需要借鉴和学习的。没有这种辩证方法的融会贯通和熟练运用，我们很容易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迷失方向。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征就是“历史性”，这一特征一方面植根于马克思对历史与现实始终如一的理论关照，另一方面更得益于他对辩证方法驾轻就熟的掌握和应用，尤其是他的抽象方法，赋予每一个原本抽象干瘪的概念丰富的内涵、准确的解释力和源源不断的活力。这种抽象方法继承自黑格尔，却又超越黑格尔，是马克思整个方法论应用的坚实基石。然而，马克思的这种抽象方法一直不受重视，甚至不被理解，这对我们研究整个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因此，只有弄明白马克思的抽象方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髓。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性”概念范畴的方法论困惑 　　当代西方学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批判性观点，即认为马克思研究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所谓“严谨和清晰的标准”，尤其是对一般性概念范畴（包括“超历史”与“非历史”的概念范畴）的使用上存在某些混乱之处，也就是说，马克思既批评了这些所谓的“一般性范畴”，但在很多情况下又依靠它们，并且对这种概念的使用也没有给予额外的方法论说明。从逻辑上讲，离开先验的一般，我们无法正确地建立任何特殊，“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事先假定‘社会构成’的普遍概念的情况下，确立‘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特殊概念。特殊性的方法论必须来自普遍性的元方法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描述”[1]（P6061）。甚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中也有人批判“马克思用一种概念变戏法（Conceptual Sleight）来完成马克斯?韦伯做过的大量经验研究的任务”[2]（P33），为了从“货币”概念中得出“资本”的概念而不得不解释“剩余价值”概念，而这种论证本身不可能为资本的真正存在提供可靠的解释，被称为“概念性还原的缺陷”[2]（P34）。持这种看法的主要代表流派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符合20世纪分析哲学标准的理论，即概念清晰、论证严谨，这种哲学思维从本质上说是排斥辩证法的。实际上，几乎在所有分析哲学家们的眼中，黑格尔式的“矛盾”就是造成一切混乱的源泉，因为从一种传统哲学所遵循的形式逻辑来看，辩证法对“矛盾”的解释和处理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普遍欺诈”，这种缺乏知性统一的思维方式只会导致概念边界的混乱不清和是非不明。 　　诚然，尽管有些学者指摘马克思方法的“缺陷”，但也一再强调了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对历史特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也就是说，马克思使用了特定历史下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概念，从而将研究的方向引向了一个新的地方。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 　　他更注重着眼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变革，而不是一些静态的经济均衡和要素分配问题。简言之，马克思对概念的使用是包含“历史性”特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一般性范畴”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解释，从而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范畴。譬如，斯密说，分工是“人性中某种确定的倾向，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是必然的……为一切人所共有的”[3]（P10）。可见，斯密认为交换是普遍的、“自然的”，是源自“人性”的，从而将交换简单地视为商品、劳务或货币在人们之间的流动。对于同样的一个概念“分工”，马克思的理解就不一样了。他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