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视域下的英汉翻译(共6244字).docVIP

生态学视域下的英汉翻译(共6244字) 一、引言:英汉翻译研究生态学视域的成立 生态学是研究物质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其发轫之初很长时间里被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和交叉、跨学科研究日趋成熟，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了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容性，认为人文社会领域和自然一样，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环境间都发生着联系，没有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事物和现象，故而认为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生态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遂真正结合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文本的认识由仅仅关注认识文本内部自足性问题发展到研究文本内外部关联问题，研究的视野也随之由微观文字向宏观文化转向，人们对文本的认识，已无法将文本语言与该语言所蕴含或显现的某国或某民族的文化相割断。对于成功的翻译者来说，他不仅要作为两种语言的专家，还要是两种语言各自代表的文化的熟知者。对于英汉翻译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需要不断探寻着解释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形成文化差异的依据———这些依据就是社会各层面因素影响文本文字的关系。生态学强调事物与其环境协调、互动、互相促进。在英汉翻译领域，一个成功或优秀的译作应当是不仅内部自足和谐发展，而且内部与外部互惠互利、共生共栖的文本。其动态性体现在这种交互作用是永无止息、不断旋螺式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或者无意义的重复。用生态学视角看待英汉翻译，为的是建立一种整体性思维。有学者为“整体性”的意义进行了阐释:“整体性是生命的基本属性，整体性不是部分的简单累加，也不是由外力推动而形成的原子集合体，它有着超越部分之和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属性。”对翻译及其研究工作来说，把握“整体性”是关键。翻译活动涵盖原文本和译文本，涉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3方，包括语言和文化2个层面，同时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梳理和廓清这些形成翻译活动的要素的动态平衡发展，有助于建构英汉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域。 二、原文本与译文本的交互解读 原文本一经生成，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各种读者解读下成为“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消费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则文本只是完成了生产过程，惟有读者的阅读才能使文本的意义得以生成，使文本价值得以实现。译文本的产生就是原文本蕴涵得到复活的一个过程，译文本的产生同时是对原文本的“消费”，促成原文本价值的重新生成和意义再现。译文本对原文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扩大或者新生成原文本意义。译者与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个人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异，译者对原文本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有译者的前结构参与，这种前结构大大影响了原文本意义的重现:原文作者将生活的客观信息内化于文本，译者在翻译之前先作为原文本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自己的前结构对原文本进行内化，但这次内化的主体是译者而非原文作者，由此不同主体所作的“内化”经由不同文本载体产生出不同的文本接受。原文本意义和译者根据前结构而解读出来的意义不同，所以可以说，译者通过内化能扩大原文本的意义，使原文本意义更加多样。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两种理论都强调读者阅读对文本的意义，认为读者也是促成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译者作为原文本的一种特殊的读者，他的阅读并不是被动地阅读，他是原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生态学视域下的译者已经不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对原文本亦步亦趋的“传声筒”，而是担任协调者、统筹者的角色。多样化的意义被译者融注于笔端，形成了译文本，多样化的意义由此再传递给译文读者。由上文所述可见，译文本不是对原文本文字表达简单地“复述”，而是积极地参与了原文本的意义生成。但原文本对译文本的决定意义又不言而喻，因为译者对原文本无论如何创新解读，都须坚持一个原则———不能颠覆原文本的根本主旨。“生态观认为，生物圈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各种要素之间进行着有序的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原文本和译文本成为两个和谐共生、交互解读的文本圈。尤其经典的作品是如此，原文本、译文本共同服务于这部作品的题旨、指向，使经典作品传世;原文本、译文本形成作品的两个共生共存的表现载体，相互间发挥最佳协调效果，共同服务于作品价值的生成和阅读消费。 三、译者与译文本环境的互动 生态学认为，自然界具有适者生存的原理。只有符合该法则而存活下来的事物才称得上有较强的生命力，在遇到各种生存困境时才能够延续生命，这个原理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上已成无可辩驳的规律。英汉翻译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人文因素等，适应这些因素的翻译活动才能较好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成为广为接受的文本，进而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亦即拥有广大的受众。受众对译文本的消费是译文本价值的体现。如果一个译文本无法赢得受众青睐，则译文本的价值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