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学之一瞥.pdfVIP

文 学 之 一 瞥 们总喜欢较高地评价自己所处的时代，或许以为这样就可以驱除生存的寂寞罢。对90 年代文学纷纷给予好评并不自今日始，早在 “新时期文学高峰”的 1985 年，就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 1976- 1986 年的“新时期文学”回归并赶上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1989年以后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些学者与批评家又提出一个说法，认为 1989年特别是 1992 年以后出现的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商业文明和都市化进程相匹配的文学，已经是大大不同于80 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另一种更新的文学形态了。他们给心目中的这种新形态的文学取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后新时期文学”，这个说法与当时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互相呼应，几乎成为一时的共识。在那同时，还有批评家王干等人提出的 “新状态文学”，对新鲜事物的钟爱与“走进新时代”的欣喜溢于言表。最近，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心的谈蓓芳教授甚至认为通常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到90 年代才结束，而 “中国当代文学”则从90 年代正式开始。这一提法也是基于她对90 年代文学的高度估价，她将 80年代中期认为新时期文学回归并赶上了现代文学的观点，干脆在90 年代的文学场域进一步升级，认为90 年代的文学不仅回归、赶上了现代文学，而且超越了现代文学，开启了另外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她的评价标准也很简单，就是认为90 年代以前的文学基本是依附性的作为工具的文学，90 年代以后，文学才真正摆脱了依附地位，真正走出了工具论的怪圈而回到自身。目前这种意见似乎还相当普遍。笔者一直关注身边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学”，对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怀着特殊的感情，但有个疑问始终横亘在心头: 中国文学的主体(这自然是指作家的创作)在90 年代真的已经达到如此这般的水平而足以中断 “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并开启另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了吗?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经常被一些海外学者称为“文革后文学”或“毛以后文学”，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对“文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历史开始了文学方式的反思;这种反思不限于在拨乱反正的政治动员下一哄而上的短期行为的“反思文学”，而是渗透到整个八、九十年代文学进程中，成为主导性的文学精神，从 “伤痕”、“重放的鲜花”、“知青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一直贯穿到60 年代出生的“先锋文学”作者群、被称为痞子的王朔和被诬为流氓的 “断裂作家”乃至表面上已经 “忘记历史”而实际上仍然身在历史之中的“70年代出生作家”。然而，无论怎样乐观的文学史家或批评家恐怕都得承认，这种文学的反思实际达到的水平很有限，与“文革”巨大的荒谬和中国革命惊涛骇浪相比，更显得轻薄无力。在世界文学“家族相似”的背景中，中国文学的反思与前苏联、东欧 (比如索尔仁尼琴或米兰 ·昆德拉) 不能同日而语，就是站在现代文学自身的传统来看，八、九十年代文学对 “文革”直至“五四”的反思也没有产生出“五四”时期因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而在文学上出现的那些灿烂的群星。这里不妨举三个作家略做一点说明。一个是王蒙，他在 50年代“复出”以后所写的一些作品，比如中篇小说《杂色》、短篇小说《海的梦》、系列小说《在伊犁》和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等，确实达到了那个阶段所能达到的较高的反思水平，进人90年代，王蒙雄心勃勃撰写他的长篇小说系列，用历史编年的方式为共和国作传。目前已经出版了《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厚厚四大本，除了第一本，似乎并未收到预期的反响。不管王蒙的新作成绩如何，他在90 年代的历史反思没有像 80 年代那样再次吸引读者的目光，正反两方面的反应都很微弱，这足以说明90 年代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读书界反思激情的衰退。第二个是山东作家张炜，其 《古船》也可谓80 年代反思文学的一个高峰，90年代，他先是提出了“融入野地”的理想，热情赞美民间淳朴自然的生活的长篇小说 《九月寓言》等作品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但他同时也走出了“野地”而进人城市，对90年代城市生活提出了偏激而生硬的批评。这些批评本来无可厚非，但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作家并没有像《古船》写乡村社会那样出色地、有历史深度地描绘当代城市生活，他由此出发对当代生活的反思就显得根据不足，作品的具体描写，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从容和只有从容才能获得的真实感(最近发表的《外省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到王蒙和张炜，不能不提到享誉海内外的陈忠实的《白鹿原》，陈忠实告诉我们，他写《白鹿原》之前是好好学习过王蒙的《活动变人 形》和张炜的《古船》的。比起这两部作品，《白鹿原》是否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了呢? 这也许并不难回答。北京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所著《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用结构主义叙述学和心理分析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八、九十年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