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约束与信贷挤压-中国改革论坛.doc

资本约束与信贷挤压 高善文 郭友。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导致美国的商业银行增持政府债券，减少贷款投放。 从国际经验来看，Wagster（1999）研究了加拿大、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的情况。研究的结果显示，从1990到1992年，由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或者更高的监管要求等因素，加拿大、英国等国银行的资产结构经历了与它们美国同行们类似的调整，即在显著降低贷款持有的同时剧烈增持债券。 对于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即资本充足率要求带来的银行贷款下降是否会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绝大部分的文献研究认为难以在宏观总量层面寻找到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部分究认为资本充足率要求带来的银行贷款的下降至少打击了经济体中严重依赖于银行贷款的部门（房地产部门和中小企业部门）。 总量层面数据研究的困难可能部分在于目前计量技术的局限性。但是，总量层面数据研究的困难更大的可能在于：如果资本充足率要求带来的贷款减少影响了实体经济活动，这必然要求银行贷款减少的影响不能完全被其它金融方式所弥补。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假设似乎不能被满足。 例如，Bernanke 和Lown（1991）基于美国各州的横截面数据估计了银行资本充足率对贷款增速以及就业增长（衡量了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在1990-1991美国经济衰退阶段，当银行资本比例下降时，银行的贷款增长相应放缓；但银行贷款对州就业增速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两位作者认为之所以银行贷款并没有显著影响到就业可能是因为银行贷款的收缩可能并没有影响到总的信用供给，换言之，其它金融中介的存在可能对冲了银行贷款下降的影响。 基于总量层面数据来检验银行资本变化和宏观经济影响的困难还可能在于：宏观总量层面的数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资本在不同银行之间分配的重要影响。 举个简单但较为极端的例子，在总的银行贷款可能不变或者甚至上升的情况下，一些银行资本金的显著下降可能会影响对这些银行严重依赖的借款人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基于总量数据做计量检验，那么我们甚至可能观察到银行资本冲击对银行借贷活动和投资活动关系与我们预期的恰恰相反，但显然我们难以就此认为资本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小心地绕开了检验宏观总量层面数据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们采用的办法是研究银行资本的变化与那些严重依赖银行贷款部门经济活动的关系。正如我们已在前文中提到的，这些学者的研究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要求迫使银行调整了资产结构，并显著影响了这些部门经济活动。 例如，Hancock和Wilcox研究了信贷挤压对于房地产部门和中小企业部门贷款调整以及该部门经济活动的影响。 在1997年的文章中，Hancock和Wilcox基于1986-1992年间美国47个州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州的房地产贷款的增长（包括单一家庭住宅贷款以及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和该州银行的资本比例、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指标以及州的经济状况指标等参数的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第一，银行资本的变化显著影响了美国房地产业的经济活动（无论商用房产还是民用房产）；第二，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更好的流动性，那么，相对于民用房贷而言，商业性房贷更容易受到资本冲击的负面影响。 在1998年的文章中，基于美国1989-1992年间47个州的面板数据，这两位学者估计了银行资本变化以及其他的一些总量经济指标(比如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对银行贷款以及小企业部门经济活动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检验了以上因素与小企业部门就业、工资、企业数目以及州产出的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大银行来说，小银行（总资产小于300万美元）贷款减少的影响被大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增加所部分对冲。 更进一步，这两位作者的研究还发现，在美国1990-1991年信贷挤压阶段，相对于大银行，小银行资本金变化的影响对州经济活动（州的生产总值、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更大。 在这两位学者之外，Peek和Rosengren(1994，1995a,b)等学者也研究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对实体经济活动特别是房地产部门可能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更为精巧。 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分析特别是对于经验性的研究来说，识别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冲击尤为重要，验证资本充足率要求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关系也并不例外。实际上，绝大多数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倾向于采用横截面或者面板数据控制需求层面的冲击来解决该问题。Hancock和Wilcox(1997，1998)的文章采用的正是这一方法。 但是，Peek和Rosengren(1997a,b)则直接引入外生的供给冲击精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的方法如下：考虑到日本商用房地产价格1988-1995年间的大幅回落外生于美国的信用市场，则日本商业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者分支机构的资本变化要求外生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