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国崛起3根必要支柱海权工业殖民(图).doc

西方大国崛起的3根必要支柱：海权、工业、殖民 朱步冲 （来源：国际在线 2006年12月25日） 亨利·基辛格在他著名的《大外交》中说，似乎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自公元1500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贸易中心逐渐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地区以来，欧洲国家就利用它们在工业技术、经济与政治制度上的优势，孜孜不倦地探求在这个全新时代寻求霸权的道路:从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到法国红衣主教黎世留，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乃至他们的追随者如哥尔查科夫、俾斯麦或伊藤博文，都清楚地明白经济发展、海外扩张与军事征服，将成为构筑一个大国的三根必要支柱。 不仅如此，以往的兴衰历史告诉我们，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所有国家都不可能从经济、技术与社会变革中享受到完全相等的益处。尤其在工业时代，历次战争都无情地宣布，缺乏雄厚工业基础设施和经济资源来维持现代军事机器的国家都会遭到失败。 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就推出了《大国的兴衰》，这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1500年到20世纪末期各欧洲大国兴衰的曲线:国家从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中得到了财富，然而同时必须要维护这些利益来源，应对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冲突，履行相应的“大国义务”。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讽刺性的，对这些“利益”和“义务”的保卫耗尽了大国的资源财富积累，最终使自身走向衰落。300年前德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冯·霍尼格就曾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并不取决于它拥有的实力或财富绝对数量，而取决于它的对手拥有多少。因此大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各项政策，像一组无比精确的联动齿轮一样，只要其中一个出现故障，立刻会导致整个大国霸权的动摇。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动态背景中，虽然近代大国诞生在强调“均势”的欧洲，然而以这种外交理念建立的国际体系一个比一个脆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延续了150年，维也纳会议国际体系维持了100年，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只维持了20年。制造这个动荡不安的全球“大国时代”的主因，正是19世纪中叶开始普遍发生的欧洲工业革命。在20世纪后半叶，英国、德国、美国三个类型不同，但举足轻重的新老大国纵横捭阖，演出了大国兴衰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 不列颠——全球性大国的先行者 “在我看来，纺纱机、铁路、轮船和电报，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我们和宇宙是一致的;一定有一个伟大的神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他就是创造万物和主宰一切的上帝。”1851年5月，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召开时，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在宏伟的水晶宫前写下了这些文字。 工业革命的起飞，使得英国国家财富和人民消费力不断超过人口的增长，从1801年到1901年，英国人口平均年增长1.26%，最终从1050万达到4180万人，然而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增长了14倍。平均实际工资在19世纪前半叶增长了25%，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增长了80%。英国森林资源的贫乏，使得英国早早就采用了煤炭这一工业革命时代的燃料。到了1870年时，联合王国就消耗了1亿吨煤，发出的热量相当于800万亿卡，这些惊人的热量推动着高达4000万马力的蒸汽机能量，约等于有4000万精壮的劳动力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各个角落昼夜不停地工作。机械动力使得工业可以取得惊人的增长，而不必受制于人力资源的局限和人口增长压力。 就在世界博览会召开的那一年，英国占据了欧洲工业总产量的2/3，世界商业贸易的20%。由此，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骄傲地说:“北美和俄国是我们的玉米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木材森林，大洋洲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提供白银，南非提供黄金，印度和中国人为不列颠种茶，而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相对于欧洲，其他传统农业地区生产的原料不是被掠夺，就是被庞大的生产人口立刻消费掉了，根本无力产生足够的盈余来实现工业化，或者购买昂贵先进的战争机器。这不仅加强了欧洲列强在殖民战争中已经领先的火力与机动能力，也使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1898年恩图曼战役中，赫伯特·基切纳少将指挥的英埃联军利用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步枪，在一上午时间内就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托钵僧，自己却只付出了48人的伤亡。 与工业革命相对应，一场在银行和证券交易所中的“财政革命”，共同构成了英国大国战车上的双轮。英国实行的直接税收制度与较高的关税，不仅加强了整个社会的储蓄能力，也造成了大量储备财富。英格兰国家银行和股票交易所的建立，使得政府可以利用强大的贷款信用力支持大国时代的长期战争。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期间，英国允诺俄国和奥地利为联军提供每10万人175万英镑的津贴。同时英国的货物通过走私，像潮水一样涌入欧洲大陆，使得自己的出口总额从1796年的2170万英镑猛增到1816年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