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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案件裁判论文 浅析打假案件裁判中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内容摘要】 自“王海打假”以来，各地打假类案件层出不穷，“打假人”目前已趋于职业化，但是也已远远偏离了为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伸张正义的本质，逐渐走向了牟利的道路，特别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针对本法第九十六条的“十倍赔偿”这一惩罚性条款，食品打假案呈爆发性增长。由于此类“消费者”本身目的不纯而导致案件审理过程，尤其是调解过程中极大的歪曲了立法本意，导致案件判决失去社会引导作用。本文自一典型案例入手，分析审判调解过程中的问题，剖析导致裁判扭曲的原因，研究不同案件裁判结果之社会效果，以期为此类案件寻找更好的裁判处理方式。 【关键词】 打假 食品安全法 惩罚性赔偿 消费者 在美国，一位因为在麦当劳喝咖啡不小心被烫伤的老太太状告麦当劳，并因此获赔数十万美元，而麦当劳经此一案后，在自己售出的咖啡杯上统一印刷“小心烫口”的标识，既提醒了消费者，又避免自己今后在类似问题上出现麻烦。但是，在当下的社会中，与强势的商家相比，我国的消费者远远感受不到做“上帝”的感觉，甚至于，由于无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对我们购买的大多数商品的质量存在疑惑，但又无法认证，除非我们在使用商品后受到侵害，此事，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进行一场诉讼，但是我们又会遗憾的发现，中国的法律理念基本是补偿性的，而不是赔偿性的，我们的立法目的是尽可能将损失填平，而不是惩罚过错方，或者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过错方的惩罚没有明确的数额标准，同时，即使补偿，其数额也极其有限。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立法时，适当的考虑了此问题，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只是起着居中协调的作用，并无力主导调解的走向，若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法院也不可能做出强制性的判决，应本着尊重双方调解意愿制作调解书，而且，在判决中，法院一般倾向于判决原告胜诉，这一判决结果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从社会效果上看，“正确”的判决与立法本意已经存在分歧了，其中的问题值得法律界人士重视。 二、症结所在 法律有其指引作用，能够对本人行为起到导向、引路的作用，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高效率的优势，是建立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工具。同时，法律有其预测作用，人民根据法律可以估计相互之间将怎样行为以及行为后果，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 我国《食品安全法》之所以规定十倍赔偿的惩罚性措施，根本目的是约束不法生产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限制销售者作为知假卖假的帮凶，从而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逐步实现诚信为首的商品经济秩序。这一立法体现了法律的指引作用，通过消费者的监督，引导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通过“正途”赢得信誉。 惩罚性赔偿条款也借鉴了英美法系立法的惩罚性模式，所不同的是，后者在赔偿限额上更高更严厉，法官对于赔偿限额有着更大的裁量权，在英美法系，类似案件受侵权法调整，属于私法范围，因此也授予了法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裁量权，被放大的惩罚效果成为了生产商和销售商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断敦促二者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撇清自己的责任而做出努力。在英国，买一个微波炉，你会得到十分详实具体的使用说明书，其中甚至会提醒消费者不要把宠物放入微波炉烘干。不是商家想的太多，而是过去曾出现过类似案件，商家由于不够重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被重罚，因此不得不把这些看起来白痴的提示（tip）写入产品说明书，虽然这有些矫枉过正，但是其中体现出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力，并且的确对社会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将十倍的惩罚性赔偿写入《食品安全法》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王海式”职业打假人出现，这条规定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 在诉讼与调解过程中，打假人的“职业素养”逐渐显露无疑，剖开“为社会公众某福利”“，做“食品安全卫道士的假面”，他们形同无赖，对被告方狮子大开口，以一种几近诈骗的方式获得谈判桌上的优势，令人担心一旦支持这类人群，必将助长依打假赚钱的不正之风。 而销售者往往对此类案件并不关心，除非出现重大的食品安全隐患。的确，目前社会上对各种食品质量不合格的报到层出不穷，从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到打了蜡的苹果，从加了皮鞋胶质的老酸奶到染了色的毒馒头，我们常常反问自己：在当下社会，还有完全让人放心的食物吗？社会舆论的频频曝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普通民众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但是也强化了公众的接受能力，一种食物不合格被曝光已然不是爆炸性新闻了，我们也许上午看到了这样的消息，下午还照常买这种食物回家，在不健康的食品安全社会环境下，我们的免疫力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