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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培英教育故事 武汉市培英中学 范卉敏 踏上教师的工作岗位快二十年了，这段不长不短的路程让我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刚来培英的时候，面对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我束手无策。孩子们在我的历史课上就是在混时间，他们有时做作业，有时看闲书，有时讲小话，这些现象让我在上课时忙于河东狮吼，我成了典型的警察式老师，甚至是一名失败的警察。我把纪律当成了头等大事，却把教学丢在了一边，完全没有认真备课。直到那一天，我照常走进了乱哄哄的教室，条件反射地吼一顿之后照本宣科地上完了一课。当我解脱式地宣布下课时，才发现叶校长正坐在一个高个男生的后面。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校长办公室，叶校长先查看了我的教案，然后问：教案怎么写得这么简单？我紧张地说：“学生们不重视历史课，写再多，讲再多他们也不听。”叶校长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严厉地反问道：“究竟是你不重视，还是学生不重视？”仅这一句话就彻底把我敲醒了，我开始反思自己：就算学生不重视，当老师的就应该想办法让学生对你的课感兴趣，有了兴趣学生才会重视。你讲的内容书上都有，学生还有必要听吗？ 从此以后，我教的小学科在我心里变成了大学科。我开始认真地备每一节课，写每一个教案，我要保证多数学生上完课后觉得有收获，而没有照本宣科的感觉。我开始留心那些好动的学生，用心倾听他们的心声，逐渐，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理解对方。这一届学生到了初三的时候，我的历史课已经比较和谐了，多数学生能按要求学习，不用我大吼大叫。记得那一年我生病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当我再来上班的时候，许多学生围了上来，问长问短，当时我觉得很幸福！于是，我下决心要当一名优秀的历史老师。因为，如果你是优秀的，站在讲台上的你上课才有学生听；如果你是优秀的，才会有学生记得有这么一个老师；如果你是优秀的，才会觉得教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句话，那是我教师之路的新起点。 十八年过去了，我由一个束手无策的老师转变成了一个研究型的老师。当历史参加中考的时候，我研究考点；当历史退出中考的时候，我研究学生的兴趣点。 如果问，我是一名优秀的老师吗？扪心自问，我感觉，只是这两年是，前面十几年我只是一个认真的老师，这是从学生那里找到的答案。因为，以前讲的是考点，并不是学生的兴趣点。学生是看到要考试也是看到老师很认真，才尊重你的，而不是喜欢你的历史课。现在，不参加中考了，反而经常听到学生说喜欢上历史课，原因只有一个，现在的历史课都与学生自己有关。 有时我会让他们表演一个小型的课本剧，演员和观众都很兴奋。九二班的主演刘辉说：“课本剧像一道开胃菜，首先给学习来了一个预热，也为后面的学习做了铺垫。在排练中，还能增进同学间的默契，增加凝聚力。表演时，我会感到一种分享的快乐，一种自我展示的自信。表演后，我会把这种快乐与自信传递给其他同学，激励大家都做最好的自己。” 有时，我会放一段微视频给学生看，还记得九（六）班的学生段纪凤在看视频时感动得流泪的样子，那是淞沪会战的一个抗战场景。段纪凤同学在观后感中这样写道“以前，每周一的升旗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形式，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于是，在升旗时我总是左顾右盼，甚至小声讲话。看了淞沪会战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视频后，我才醒悟。从此，每当国旗升起时，我脑海中就出现了那一幕场景：在四行仓库的楼顶上，孤军奋战的守军们庄重地向国旗敬礼。那神圣而严肃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都是感人至深的。我明白了：国旗是战场上战士们最需要的物资。国旗也是和平年代最需要的精神食粮”。 有时，我会在课前来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在《科学和思想的力量》一课的问卷调查中，九三班的姚冬凡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伏尔泰批判天主教会却不反对宗教；伏尔泰认为劳动人民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需要用宗教来统治。伏尔泰一方面歧视劳动人民，，另一方面，他又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这种矛盾的思想该如何理解？课后我对姚冬凡同学进行了个案回访，情况如下： 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让我感受很深：一切教学行为已学生发展为出发点，积累丰富的教学资源，采取多样的教学形式，提供学生展示的舞台。这样的课堂才是学生喜欢的课堂。 一路走来，我只想说：我越来越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越来越敬畏教师这个称号。喜欢是因为如果你投入了，就会给学生带来收获和乐趣，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精神食粮。敬畏是因为如果你不投入，就会误人子弟，给自己带来内疚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