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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国度”的傲娇与隐痛 　　一位以色列风投人士称，他们没有华为、联想，也没有索尼、三星，因为“犹太人缺乏安全感，讲求快速获利”，缺乏对企业、产业成长的耐心。 　　“不 　　去创业，会觉得很丢脸。”退役老兵Eitan Sella说，当年自己在IBM和创业之间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尽管30岁出头已有过三次失败的创业经历，但他仍坚信自己的第四家公司Hybrid一定会成功。 　　犹太民族漫长、复杂、曲折的历史，决定了以色列是个有着强烈民族感的特殊国度，每个以色列人细胞里潜藏的“傲娇”，都会在听到“创业国度”这一赞誉时瞬间迸发。 　　他们会告诉你，在全球挂牌纳斯达克的企业中，以色列有近百家，仅次于美国;IBM、微软、英特尔、惠普、雅虎和谷歌等全球300多家一流高科技企业，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并且，以色列风投资金总量甚至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 　　“目前有30%多的风投资金来自中国。”以色列外交部经济司以中经贸关系组组长Hila Engelhard给出最新数据――这里已成为中国风投的豪掷之地。 　　但是，当《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用20天时间走访了以色列最具代表性的几十家企业、大学、研究所、孵化器乃至国会、经济部的诸多人士后，发现这个备受关注的“创新圣地”其实也有着外界难以察觉的隐痛。比如贫富差距，比如地缘政治风险。 　　更重要的是，各种孵化器、加速器数量远多于初创企业本身，而其风投体系也大多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B轮以上投资只能依靠国外。 　　“超过2000万美元估值的企业寥寥可数。”一位以色列风投人士称，他们没有华为、联想，也没有索尼、三星，因为“犹太人缺乏安全感，讲求快速获利”，缺乏对企业、产业成长的耐心。 2015年，从中国来到以色列的政务、商务和旅游人员共达4.7万人次.而今年截至8月底，这一数字就超过了5万。 　　科研生态：为科学而生，或为商业而活 　　以色列人的傲娇随处可见，最明显的就是其独特的科研生态――既能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又有产学研充分结合的有效机制。 　　“我们的创新基因深入骨髓。”以色列知名风投基金Gemini创始人Eran Wagner很是自豪。850万人口中，初创企业的密集度仅次于硅谷――全国一共有6000至10000家，去年一年就新增了1400多家。 　　据以色列经济和工业部对外合作局官员Hovav Ref介绍，历史上两次大移民造就了以色列的今天：一是建国初期全世界犹太人的回归，二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约100万犹太人来到当时人口仅500万的以色列，其中大部分为高知人群且约17.4%为工程师。 　　在走访了近十家高校和研究所之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总结出了当前以色列经济的两类支柱型人才：一类为科研而生，另一类为商业而活。 　　全球著名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无疑是第一类人的聚集地。供职于此的Yael Edelman教授回忆此前一次在美国的演讲经历：自己正无比兴奋地陈述着科研成果，台下一位商人却提问该成果何时能够商用，Yael解释说“现在还不行，但这就是科学”，而商人却送了他一句“祝您早日成功”――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差异，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在魏茨曼工作的36年里，Yael婉拒了数学学院院长的要职，就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科学，远离管理和商业。 　　他介绍说，魏茨曼拥有200多名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却仅仅设立了数学、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等少数学院，学科设置上宁缺毋滥，且其优势学科50%集中在生物领域，癌症研究水平更是全球顶尖。这种“小而精”的布局，正是追求纯粹科学的缩影。 　　同样，4年前受邀来到生命科学院的Berta Strulovici教授，也是看中了这一学术氛围。“我们是纯学术机构，研究经费40%来自政府，30%来自捐赠，还有30%来自第三方。” 　　而最后这30%，却正需要依赖第二类人――魏茨曼旗下的科技转化公司耶达（Yeda）居功至伟。 　　Yeda是以色列首个学院系科技转化平台，也是全球首创及最为成功的科技转化平台之一。为了服务魏茨曼从事基础研究的定位，Yeda的员工长期跟踪科研人员的研究，一旦有商业化可能，就专门成立评估小组并铺开后续的专利协作、申请、授权等商业运作。 　　“主要依靠专利授权费来继续支持基础研究。”一位Yeda负责人介绍，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过程都由Yeda主导，平均每个专利每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当前，Yeda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三大最畅销药物专利的公司――以色列梯瓦公司药物Copaxone、雪兰诺公司药物Rebif和美国英克隆公司的抗癌药Erbitux。 　　同样，相对更侧重于实用科学的以色列理工大学，也拥有自己的产学研转化平台。 　　该校计算机学院负责人Aram Movsisian介绍，学校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输出大量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