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鸿亮国剧门脸.docVIP

侯鸿亮国剧门脸 　　因为从《琅琊榜》到《欢乐颂》，再追溯到《闯关东》《北平无战事》，他始终坚持精良的制作，在轻松化、娱乐化的审美浪潮中，绝不低估观众，致力于一种更深刻的表达，铸就了观众眼中的“国剧门脸”。 　　 　　就是个拍电视剧的 　　联系上侯鸿亮先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几乎不接电话，极少安排会面，近一年多以来，他的朋友们在一些场合见到他的第一句话都是：“为什么我找不到你？” 　　“真的是找不到我。”侯鸿亮感到抱歉却又无可奈何。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人物》的采访，这个明亮的房间一半用来会客，另一半是他的办公区，办公桌侧是一个大书架。黑色书架上摆放的书诉说了主人的荣耀，从《闯关东》《生死线》，到《北平无战事》《琅琊榜》《欢乐颂》，这些中国电视观众绝不会感到陌生的荧屏作品，皆出自制片人侯鸿亮之手。 　　侯鸿亮2016年43岁，身姿挺拔，戴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穿白T恤搭配蓝色针织外套，或者黑色高领衫搭配西装外套，显得儒雅温厚，自有一股静气。而他的生活，却在这两年驶入一条高速车道。 　　2014年底，他离开了供职十数年的山东影视传媒集团（简称“山影”），成立东阳正午阳光影视公司。在这道分水岭划开之前，他是体制内极受认可的优质制片人，秉持“山影”一贯的现实主义道路，打造了《闯关东》、“工农商”系列（《钢铁年代》、《老农民》、《温州一家人》）等具有记录时代意义的厚重作品。当他离开体制、投入市场，他开始了更年轻化、更多样化的探索，接连推出的《伪装者》《琅琊榜》《欢乐颂》等作品，延续了过去“叫好”的传统，并且开启了“叫座”且“叫年轻观众座”的新局面。侯鸿亮作为身居幕后的制片人，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粉丝，他们叫他“侯大大”，会在一些公开场合为他制作灯牌。 　　这种跨越在资深剧评人李星文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无论是《伪装者》，还是后来的这些，甚至包括《琅琊榜》，现在是《如果蜗牛有爱情》，跟原先山影拍那些狂风大雨的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它现实的意味已经弱了很多。但是侯鸿亮、孔笙团队几十年如一日磨炼出来的这种精品制作能力，在服化道摄录美，所谓的‘处女座剧组’，这种习惯和能力，他们用这种制作水平来加持什么样的题材，那都会显现出一种超越一般团队的气质来，这才是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盛誉之下的侯鸿亮则深深地感到“恐慌”，“《琅琊榜》播完了以后就开始了，各个行业的人都会来找你，过去认识你的人也都会来找你，那就各种事情，或者说资本的合作，或者是剧目的合作，或者是人的合作，或者是其他行业的合作，你就变成一个资源了，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和你一起，然后再去获得更大的一个资源。”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安排是一小时一拨人，上午两拨人，下午两拨人，晚上还要见人。就是整个人都是在一个烦躁状态，当然你的机会很多，甚至说地方政府会给你一些土地的资源，这都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但是很快，他发现这种安排偏离了自己的轨道。作为制片人，他的工作安排非常清晰，要花时间去剧组待着，要看文学策划推荐给他的小说，要阅读史料，这需要平稳而悠长的心境，他自问：“这是你想要的事儿吗？你的特长是这个吗？” 　　“我们就是一个内容制作公司，就是到最终我们把内容做好，做好内容太不容易了，能做好内容我觉得就已经占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他很快给了自己答案，并且几乎生硬地切断了与外界的许多联系，即使这会“得罪很多人”。他再次把精力投入到电视剧制作本身。面对朋友李星文，他则用更通俗的话语表示：“我就是个拍电视剧的啊！” 　　懂创作的制片人 　　但侯鸿亮和其他拍电视剧的还是有一点不同。在《欢乐颂》编剧袁子弹看来，这个不同在于，“可能一般制片人就更多的是去把控全局，我觉得侯总是非常在意作品的质量的。” 她特别记得，自己刚写完《欢乐颂》剧本大纲时，发给侯鸿亮看，他在飞机上看完，一落地就给她打电话，语气激动：“子弹我看完了，我觉得特别好，我一口气就看完了！” 　　“他是那种有点孩子气的人我觉得，这点特别好。你知道了所有技巧之后还能保留一点孩子气，挺不容易的。”袁子弹感慨道，她觉得这个人有一颗“赤子之心”。 　　1994年底，侯鸿亮从部队复员后进入电视台，他做过摄像，也做过导演，这也是他的朋友圈签名档“不会当导演的摄影不是好制片人”的来历。2003年前后，他当时的领导、后来的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建议他改行当制片人，当时，中国电视剧正在向市场化转型，行业内缺乏像样的制片人队伍。在那之前，电视剧还未成为市场上流通的艺术化商品，制片人在剧组主要负责管钱―控制成本，不参与也不懂创作，与创作人员常常闹得水火不容。导演中心制正向制作人中心制转型，制片人成为从项目到市场―整个流程的把控者，制片人要有对市场的敏感，也要有对于创作的理解。 　　操盘了一两个小项目之后，侯鸿亮第一次作为真正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