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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生短缺告急 　　2015年12月中下旬以来，广州、南京等地数家综合医院限制急诊儿科服务。其中，广州的中山三院岭南医院虽然限诊，仍然收治危重症患儿。院方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急诊儿科医生离职，人手不足，医院被迫作 出上述决定。 　　上海的新华医院虽然没有限诊，但也以通知的形式告知患者：“儿科急诊内科等候时间需要6小时，有高烧的小朋友请先服用‘美林’”。 　　千里之外的北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正在为一位医生的辞职发愁：“博士毕业的儿科人才，说走就走了。” 　　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地方的儿科看病难源自于医生短缺，但医务人员长期劳务价值不合理与诊疗体系不顺畅，才是背后的症结所在。 儿科医生不增反减 　　数量庞大的综合医院本来应是承担儿童就诊的主力，但儿科发展在综合医院一直受限，素有“金眼科，银外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的说法。 　　在以药养医的环境下，中国的医疗服务价格长期被过分低估，药品和检查成为医院、医生的重要收入来源。相对来说，儿科用药少、检查项目不多，医生的收入水平自然没有优势，还需要超负荷工作。 　　随着医生的流失，患者也越来越少，有一些医院干脆关停儿科，引导患者去其他科室或者其他医院看病。 　　北京一些儿科医生回忆，部分医院的儿科病房在十多年前的非典期间转为发热门诊和留观病房，以后再没恢复，一些儿科医生转到社区做全科医生。少数医院即使保留儿科，也仅有十人左右的医生，一二十张床位。 　　在中国医疗资源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儿科医生数量却不增反降。2010年，中国医生共有241万人，其中儿科医师占比4.8%，约为11.58万人。到2014年，中国医生数量增加到289万人，儿科医师占比却下降到3.9%，大约为11.28万人。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儿科诊疗的压力逐渐转移给少数儿科专科医院。2010年到2014年四年间，全国儿童医院从60家增加到99家，政府和社会资本举办的儿童医院数量都在增长。 　　2009年，北京的两家儿科专科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的门急诊量和手术量，分别占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儿科的46.5%和51.3%，这一状况延续至今。 　　这两家儿童医院不仅要接诊本地患儿，还担负着全国各地儿科疑难杂症患者的诊疗。 　　据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赵成松透露，该院超过70%的患者为外地患儿;承载量仅3000人左右的门诊楼，日均接待患者及家属过万人次。 数量庞大的综合医院本来应是承担儿童就诊的主力，但儿科发展在综合医院直受限，素有“金眼科，银外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的说法。 　　“每个月中旬会发出下个月的排班表：普通门诊排班，小夜特需门诊排班，急救室大夜支援排班，科值班，专业门诊排班，病房排班表。”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王玲（化名）介绍，医院通过这六张排班表安排每个医生的工作。 　　为了让更多的患儿看上病，这家医院普通门诊和小夜特需不限号，“来多少看多少”。 　　北京儿童医院按季节测算岗位人数，决定多少人上岗，白班、小夜班和大夜班循环，24小时不停转。 　　白班是早上7点到15点或8点到16点;小夜班则是方便下班后的家长带孩子看病，时间是16点到24点;大夜班则是23点到次日8点。 　　在这家医院，医生们不能按时下班是常态，白班医生可能会忙到晚上9点多，小夜班则常常延迟到凌晨1点。 　　儿科夜间急诊多，一旦人手不够，其他医生就要准备支援。医院为此返聘不少退休职工。 　　2014年，北京儿童医院接诊患者337万人次;医院在职职工2142人，其中医生628人，护士923人，剩余则是医技人员。 政府干预不灵 　　其实，政府早已注意到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也试图进行积极干预，增加医生供给。 　　北京市政府在2009年下半年曾发文表示，希望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逐渐把儿科恢复。 　　按照同年公布的数据，北京全市83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仅有38家开设有儿科门诊和病房，另有29家仅开设儿科门诊。 　　当时，北京市政府公开点名16家未设置儿科的综合医院，并提出了综合医院儿科急诊要24小时开放，儿科病床数不少于总床位数的2%，保证设置初期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不低于院内平均水平等一系列要求。 　　2012年前后，北京的综合医院逐渐恢复儿科设置，但人力和床位的配置普遍偏低，一些医院甚至让相近科室医生以儿科名义出诊。 　　医生短缺的大背景下，综合医院的儿科无法招聘到医生，一些综合医院不得不依赖于儿童医院和儿研所的外援来发展儿科。 　　比如，积水潭医院的儿科于2013年8月开诊，虽然配备了20名医护人员和20张床位，仍需要聘请儿研所医生定期坐诊。 　　在北京之后，全国多地2012年前后逐渐出台强制性政策，严禁综合医院压缩儿科，并将这一要求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医院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