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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与综合相结合个税制度改革中起征点的变革思路 　　摘要：个税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更是全国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本文首先分析了以往个税起征点调整中出现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历史个税改革一度只注重单向调整起征点引起的危害，最后提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税制度改革中起征点的变革思路。 　　关键词：个税；起征点；单向；变革思路 　　回顾我们个税改革的历史，一直围绕个税起征点、费用扣除标准展开。起征点从1980年的800元逐步提高到2011年的3500元，可能在过去收入来源简单、工资水平低下的时代确实能发挥些作用。但是现在经济空前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来源渠道丰富多彩，单向提高起征点只能说是当前代扣代缴个税征管制度情况下的无奈选择。 　　一、个税起征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个税改革不应该等于提高起征点 　　个税体系是比较复杂的，由征税对象、征税内容、税率梯次、申报单位等组成，起征点只是一个部分。个税改革应该是个税体系里面所有要素全部联动的改革，如果只是抓住起征点做文章，最多只能解决局部或者短期的问题。 　　（二）个税起征点全国一刀切，不能体现家庭差异 　　每个家庭收入情况和负担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起征点会出现看似公平实际不公平的现象。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1]，说明我国收入差距较大。再比如一个3口家庭，2人有收入，都是3000块，都不用交税；另一个家庭只有一人收入5000元，要交税。另外还没有考虑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的情况，这无疑加剧了家庭负担，影响了家庭生活质量。 　　（三）个税起征点调整只涉及工资、薪金所得，劳务类报酬的起征点31年未变 　　在过去几次个税起征点变更中，一直只涉及工资、薪金所得，未涉及劳务类报酬。其实两者的主要区别就是看用工人员是否与服务单位存在稳定的、连续的劳动人事关系或者劳动合同关系。用工关系不同，即使赚同样的钱，交税也会不同。目前的社会用工形式日趋多元化，以劳务报酬为主要来源的劳动者已经逐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很大一部分没有技能和学历背景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找不到很好的可以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仅仅因为与被服务单位之间不存在稳定的、连续的劳动人事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他们的起征点为劳务报酬的800元，交税负担过重，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单向过分提高起征点带来的危害 　　近年来提高个税免征额成了两会的高频词，更有不少学者专家对提高起征点发出强烈呼声。但是单向的过分提高起征点能解决问题吗？ 　　（一）造成经济不发达地区难以收到个税 　　各个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民收入水平也不一样。如果一度单向提高起征点，比如升到6000元，对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绝大多数的收入水平会在起征点以下，收不到个税，难以发挥个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二）难以保证异地就业者公平享受政府福利 　　我国是劳动力流动大国，对很多就业者来说，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是分离的，很多地方要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福利是以是否在当地缴纳个税和社保为依据的。而单向过分提高起征点，会造成大量在起征点以下的异地就业者无法享受到政府福利。 　　（三）阻碍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个税综合制改革 　　一个新的税收改革制度要顺利推进，应该以绝大多数纳税人的税负降低为前提，不然改革阻力巨大。在即将进行的综合制个税改革中，会将一个家庭的各种个人免税额进行汇总，如果现在单向过度提高免征额的话，那就会导致汇总额有可能还没有提高后的个税起征点高，税负不降反升，会导致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不高。 　　（四）带来税收负担的累退性 　　个税目前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目的在于高收入者征高税，低收入者征低税或者不征税。但是如果过度提高起征点后，收入越高的人少缴的税越多，在调节收入分配上面起到了反作用，具有累退性。比如把现在的起征点由3500元提高到6000元，那么工资薪金为5000元的人不需要缴45元的税。但对于月收入为9万元的人来说，应纳税额比起征点为3500元时少缴了1125元。盲目单一的提高起征点丝毫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把现在的不公平变成更大的不公平。 　　三、德国思路――按家庭情况设置起征点 　　德国为了保证税收公平，主要的做法也是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来实现。但是与我国有重大区别，德国的起征点是根据不同的家庭情况来确定的，他们把家庭情况分为是否单身、是否有孩子、孩子数量。在德国工资税率表，将纳税人分为 6 级。其中，单身、离异纳税人属第1级；符合第 1 级条件的纳税人，如果有抚养孩子，则被列入第2 级；已婚但配偶没有工作收入的纳税人是第3 级； 已婚且双方均有收入，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