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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RD投入、FDI与技术进步效率研究 　　摘要：文章以2007年-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选取以专利申请量作为产出量来衡量技术进步效率，实证考察了政府Ramp;D投入、FDI等因素对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Ramp;D投入、FDI对促进技术进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FDI与政府Ramp;D投入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促进技术进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地正向影响。此外，文章以专利授权量作为产出量来衡量技术进步效率也证实了上述结论。文章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了促进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的相关政策。 　　关键词：政府Ramp;D投入;FDI;技术进步效率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带来的体制优势、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中国制造业快速扩张，其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中国制造业却大而不强，大多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中，仍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和高端装备缺乏、技术水平低下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瓶颈性因素。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探讨技术进步效率极其影响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重点从国内政府Ramp;D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探寻技术进步的效应。 　　政府Ramp;D投入理论真正兴起于新增长理论对技术创新的分析，Romer（1989）等学者将政府公共Ramp;D视为弥补Ramp;D活动“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通过政府对Ramp;D投入来实现经济帕累托最优。白俊红、李婧（2011）运用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998年～2007年分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政府Ramp;D资助正向显著的促进了技术创新效率;范凌钧、陈燕儿（2014）基于效率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政府Ramp;D资助对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反的是，赖明勇等（2005）、严成（2016）等实证研究发现国内自主研发对产出具有负效应;有关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结论也存有争论，何洁（2000）、项婕妤（2015）认为FDI的引入促进了技术进步、而赵奇伟（2006）、王滨（2010）研究表明FDI外溢作用并不明显。以上研究均忽视了技术进步的最主要来源是政府Ramp;D投入和FDI，大多没有将两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政府Ramp;D投入与FDI究竟是替代效益，还是互补效应？其中的内在逻辑又如何？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弥补这一点。 　　二、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SFA测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技术进步效率，并实证分析政府Ramp;D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结构（ES）对技术进步效率的影响。设定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 　　三、 变量解释与数据说明 　　1. 变量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考虑到台湾、香港、澳门缺乏模型中科技费用支出等相关数据（李谷成，2009），因此本文选择31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作为样本。 　　被解释变量：本文将技术进步效率作为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进行解释。 　　解释变量：政府Ramp;D投入，本文用政府Ramp;D投入内部支出进行测度（范允奇，2014）;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扩散最为显著的途径（靳涛，2011），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效率与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因此采用第二产业占GDP中的比值来测量经济结构（叶娇，2014）;人员投入和资本投入，本文分别采取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费用支出来表示。 　　 　　2. 数据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公报》，其中，2007年～2014年的专利申请量、政府Ramp;D投入内部支出、外商直接投资、科技活动人员、科技费用支出、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值等大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而由于数据更新慢，14年数据多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公报》。因此在以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Ramp;D投入、FDI、经济结构作为解释变量。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年的时间，共计248个观测样本。同时由于2010年每个省份的统计年鉴发生了改版以及部分数据（科技费用支出、科技活动人员、政府Ramp;D投入内部支出）的缺失，我们用相邻两年（2009年和2011年）的平均值代替。 　　四、 实证分析 　　应用stata软件对随机前沿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沿袭白俊红（2011）的分析框架，我们将首先分析以专利申请量为技术进步产出的估计结果，然后分析以专利授权量为技术进步产出的估计结果。 　　1. 以专利申请量作为产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