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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逻辑学史简介.doc
中国逻辑史简介
中国逻辑史包括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包括中国古代以正名和论辩术为主要对象的名辩之学或名辩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包括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古代,除少数逻辑专著外,许多逻辑理论和思想都分散在大量的政治、哲学、伦理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中,这些著作还包含有关于逻辑应用方面的丰富材料。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中国逻辑史,以逻辑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任务,以总结、分析各家在逻辑理论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为主要内容。
发展过程和主要阶段 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过程可根据中国古代逻辑形成、发展的特点及国外逻辑思想的传入和影响,分为先秦、两汉至明清和近代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前两个时期属中国古代逻辑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以名辩逻辑的建立和演变为主干;后一个时期是中国近代逻辑思想的发展阶段,以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为主流。
先秦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逻辑开始形成并发展昌盛的时期。春秋战国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中,论辩之风极盛,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都对名实关系、正名原则和论辩术进行了探讨或总结,涌现了一些着手研究名词概念和论辩术的思想家,经过名家、儒家、法家特别是墨家的总结,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逻辑体系。
春秋末年的邓析最先在辩论活动中提出了“刑名之辩”和“两可之说”的名辩思想。孔子从政治、伦理思想方面提出了“正名”的要求,其中包含一些合理的逻辑思想,并提出“能近取譬”和“举一反三”等类推方法。墨子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最早提出了“辩”的概念,认为“辩”具有明是非、别同异和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推理认识作用,他最早从逻辑角度提出“名”、“类”、“故”等概念,强调“知类”、“明故”的认识作用,概括了推理、论证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则──三表说,还最先要求将“辩”作为一门专门的技术进行学习。名家的惠施和公孙龙曾经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名辩家。惠施提出了“历物十事”,主要探讨名实关系,他在“善譬”中阐述了以“所知”去类同、推知其“所不知”的类推原则和方法。公孙龙从理论思维的高度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焉”的逻辑正名原则,认为“彼”之名必须专指彼之实;“此”之名必须专指此之实。他通过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的具体分析,论证了种名(“白马”)与属名(“马”)在概念内涵和外延方面的种属差别。公孙龙关于“名”的分析,把先秦名辩思想引向纯逻辑探讨的方向,为中国古代逻辑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期墨家是一批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想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名家、儒家特别是墨子的逻辑思想,在《墨辩》中系统阐述了“墨辩逻辑”,从而使中国古代逻辑无论在理论上和体系上都达到了较为完整的程度。它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逻辑专著中的杰作。
《墨辩》最先从逻辑的角度给“辩”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它指出,“辩”就是对同一主项或论题的是非之争,表现为关于同一主项的一对矛盾命题之间的是非之争。《墨辩》强调“辩”的对象不应该是两个,作为“辩”的一对矛盾命题中必有不当者和当者,这就揭示了“辩”具有分清是否和胜负的论证性质,深刻地反映了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基本思想。《小取》篇还把“辩”的目的和作用概括为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等 6个方面,提出“辩”的客观基础和标准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
《墨辩》最有价值的是关于“名”、“辞”、“说等思维形式的逻辑理论和逻辑体系。“名”具有举实的作用,“举”是“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所以,“名”具有反映事物属性或本质(故)的概念性质。《墨辩》中提出了类之相异必须以同一本质属性之偏有和偏无为标准的分类原则,并根据名的外延大小分为相当于范畴的达名、相当于普遍概念的类名、相当于专名的私名。《墨辩》认为,“辞”(论题)的作用在于“抒意”,因而,“辞”和“言”既表示语句或命题,又是表示理性思维(心)所产生的思想(意)的命题和判断。在《墨辩》中还初步提出了“辞”的某些不同性质和种类,如:“尽”,即“莫不然也”,它相当于全称;“假”,即“今不然也”,它具有假言的性质;“或”,即“不尽也”,是一种并非全称的特称,亦即或是或不是的选言;“必”,即必然,等等。从而,揭示了“辞”的单称肯定与单称否定、单称否定与全称肯定之间的矛盾关系。他还比较正确地阐明了词项的周延理论(见词项和概念),即“乘马”之“马”不必周延;“不乘马”之“马”必须周延。《墨辩》指出, “说”的作用是 “出故”和“明故”,即“以说出故”之意。“故”是“辞”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或条件。“说知”是以“亲知”和“闻知”为前提而得的一种演绎的推理之知,如亲知“室外之墙为白色”,闻知“室中之墙与室外之墙同色”,则推理可知“室中之墙也为白色”。《大取》篇还进一步提出了“立辞”必须具备“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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