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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张照片想到的 　　这是一张三人合影，上面有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有我的导师、国内文艺学界的领军人物童庆炳先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后生小辈。照片拍摄的时间是2000年的一个夏天（依据童庆炳先生文章记载），地点就是季先生家。我们坐在那张非常普通的沙发上，给我们拍照的是季先生的访问学者，同时也是童先生博士生的王文宏老师（现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我和季羡林先生相识是非常偶然的。1991年1月我博士毕业后，为了谋生去了一家图书公司工作，和几个同样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同学一起策划图书选题。其中有一个选题是《爱国主义教育辞典》。当时大家觉得这样一本辞书应该请一位学界权威来题词，于是就想到了季羡林先生。因为季先生在其生命的晚年一直倡导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大家公认的学术大师，由他题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我们这些小字辈对季先生是高山仰止，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又怎么能得到先生的题词呢？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先生。我记得在刘先生家做客的时候，他曾经说起与季先生比较熟。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刘先生家请他帮忙，没想到刘先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还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去找季先生。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季先生家我还很顺利地得到了先生的题词！初步接触，感到季先生非常谦和儒雅，集中西方学者的风韵于一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蔼可亲的长者。季先生说话的时候略微有点喘，但精神很好，思路清晰。他学问很大，但从来都是非常低调。曾有这样一则趣事：由于季先生衣着朴素，一件普通中山装一穿就好几年，所以人家都不把他看成教授。有一年，新来的学生见了他以为是看大门的，对他说：“你帮我看着这行李。” 　　这是1991年夏天的事情。 　　如果我与季先生的第一次交往仅限于请他为《爱国主义教育辞典》题词，那很可能就没有后续的故事了。其实那次拜访我夹带了一点“私货”――《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送给季先生。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主编的“心理学美学丛书”之一。说实话，我当时完全没有奢望季先生会看我的书，他是大家公认的大忙人、大名人，每天找他的人络绎不绝，何况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写自己的又一部学术巨著《糖史》，据说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工作大半天。 　　最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1992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杂志上，季先生发表了《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一文，其中对我的《六论》大加赞赏，称之为“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并大段引用了我对李白《静夜思》一诗的分析，认为我的观点和他关于中西方思维方法差异的见解高度接近，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的惊骇、汗颜和感激是难以言表的。要知道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图书公司到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工作，季先生作为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鼓励，对我这个学界新人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后来通过童庆炳先生和其他先生我才知道，季老在别的场合、在和别人谈话时还多次提及我的这本习作，甚至认为它“达到古今中西贯通的地步”。我当然知道自己一辈子也达不到“学贯中西”的境界，季先生的评价是对我极大的鼓励。 　　此后一段时间我和季先生没有接触。到了2000年夏天，季先生朗润园宿舍旁的古莲开花的时节，在王文宏老师（先是季先生访问学者，后成为童先生的博士生）的引导下，我和童庆炳先生一起又一次拜访了季先生。快到他家的时候，远远看见季老已等候在一楼门口，像迎接熟人或老朋友那样迎接我们。两位老人的谈话自由松散而意趣盎然。季先生谈到钟敬文先生和启功先生（都是童庆炳先生的老师），说自己羡慕他们的人品和学问。他又一次谈到我的《六论》，认为其中谈“意境”等篇，写得十分出色，“学贯中西”（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细节我不记得了，是依据童先生的文章转述的）。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季先生要留我们吃饭，我们没有同意。最后，就在他家的长沙发上，季先生、童先生与我三人一字坐开，照相留念。正如童先生说的，“那是一张象征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友谊的照片”。照完相后，我们慢慢走到了季先生家门外的那个池塘边，池塘里面盛开着莲花。据说这个莲花还有一个故事：它是季先生早年亲手播撒的种子，后来竟然长起来了，而此刻已经开成一片。 　　季先生是2009年去世的，享年98岁。记得还是王文宏老师开车带童老师与我去北大悼念的。没想到（又是一个没想到）6年后，2015年6月14日，恩师童庆炳教授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惊闻噩耗的那一刻我完全蒙了！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一角崩塌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关于我和恩师童庆炳教授的故事，恐怕要写厚厚的一本书。在这里我只能重复我当时的感受。恩师去世的那天，北京的空气空前纯净。他就是因为这难得的天气而不顾一切去爬长城，他就是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离开了我们，复归于他深爱的大山。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