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卖血记》：从文学到影视的叙事转换和空间想象.docVIP

《许三观卖血记》：从文学到影视的叙事转换和空间想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作家余华显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异军突起时，他以冷峻的笔调、零度的情感、炫酷的形式完成了《现实一种》《鲜血梅花》等先锋小说的创作，用血腥、暴力和死亡戳穿生活的表象，非理性的叙事让人叹为观止。先锋文学衰败之际，余华随即转入新历史小说创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的接连亮相，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之林，福贵、许三观、李光头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人物画廊中的经典形象。而对他的作品进行影视改编让很多电影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张艺谋对《活着》的完美改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学以及中国电影的独特魅力，接下来观众对《许三观卖血记》搬上银幕充满期待。这部原本定于由姜文自导自演的经典作品，由于难以战胜的客观原因转而由韩国电影人拍摄，遗憾之余更多的是感慨万千。 　　《许三观》由韩国导演兼演员河正宇执导，与韩国知名演员河智苑、尹恩惠共同合作，以“许三观”命名，讲述了底层社会小人物充满黑色幽默的悲喜人生，温情脉脉的情感叙述掩盖住了特定历史背景的沧桑和厚重。电影《许三观》一经上映便毁誉参半，在文学转化为影视的过程中，那些原本支撑文本的“精髓”被舍弃，这成为大部分观影者最为痛心的所在;而影视改编所进行的全新立意，以及符合韩国民众审美需求的叙事则成为一部分支持者追捧的关键。在这样争论纷纷的情况下，电影《许三观》获得了不错的票房，也得到了文学研究者与影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那么，《许三观卖血记》从文学到影视的改编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叙事转换和空间想象？本文将做详实分析。 　　一、 沉重的历史言说转为温情的家庭想象 　　以余华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留给作家的更多是面对历史的那份执着、热情、守护、责任，他们关怀着民族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以博大的情怀书写着历史的悲凉。原著《许三观卖血记》以冷静而克制的言说方式将小人物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挣扎刻画得无以复加，透过许三观一人的生命历程，展现的是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这样的表达方式不仅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有所体现，《活着》以福贵为叙事中心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对现实的纵深开掘是文本的最大闪光点。原著中，许三观每每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都会用卖血战胜挫折，卖血帮助他撑起了一个家，让他渡过了人生的惊涛骇浪，在苦难中学会消解苦难，诙谐幽默地走过坎坷的一生。然而，隐藏在许三观卖血的一生背后的是令人倍感心酸和凄凉的悲壮历史。无论是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文革”、知青下乡都直接影响着以许三观为代表的劳苦大众们，他们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他们悲惨的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民族历史。这是原著真正要传达的主旨，是在含泪的微笑中体悟到历史的沉重和民众的苦难。 　　而在电影《许三观》中却无法感受到这份苍凉，更多的成为了对温情家庭的一种想象。影片并没有明显交代导致许三观贫穷的原因，对贫穷的展现力度也不够，同时，贫穷成为了家庭生活和睦温暖的助推剂，而非对历史进行追问的钥匙。淡化历史真实，对生活进行诗化的呈现是电影《许三观》给人的直观感受。比如，演员们红润的脸庞、得体的着装、健硕的体魄与国家困难时期底层百姓的真实状态并不相符，反而又回归到韩国家庭伦理剧的诗意叙事中。影片几乎没有谈到背景时代的艰辛，在架空的历史想象中使视角局限在许三观一家身上，让观众看不到家庭背后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局势，这就大大缩减弱化了原著的深厚主旨。当然，忽略原著的存在，单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影片《许三观》在对家庭伦理的阐释中还是成功的，这与韩国电影擅长于家庭叙事有直接关系。 　　影视作品对文学的改编不可能做到完全尊崇原著，尤其是跨越国界的重新编写，文化上的差异和历史道路的迥异势必会造成不同的表述方式。二战结束后，中国走的道路曲折而坎坷，大跃进或者“文革”的历史是韩国民众无法理解和承载的，他们所走的是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即使是有着世界性视野的电影人也难以真正参透这段历史对中国百姓精神上的深刻影响。当重要的历史印记被抽离出来以后，剩下的就只有个体命运的沉浮和以家庭小单位为叙事焦点的狭窄视角。所以说，韩国版《许三观卖血记》不可能展现激烈的矛盾冲突，更无法呈现宏阔的中国社会历史，对时代历史的延展和人物命运的开掘都达不到原著的效果。 　　二、 饱满的底层形象转为单一的理想式人物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不是那些正面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卑鄙、粗俗、落后的反派人物，而是处于中间地带的灰色人物想象，被称为“中间人物”。这类人通常保留着人性的光辉，真诚可爱、质朴简单，但同时又自私狭隘、愚昧无知，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形象。许三观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