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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经济政策“新范式”的实践和效果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罕见的高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中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措施;但由于刺激政策旨在扩大需求，缺乏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意识，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加深，致使中国经济积累起许多矛盾。虽然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要求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提供了契机，但是，经济政策却转向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范式”。[1]这一新范式的根本特征表现为把市场机制看作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法宝，而把政府的作用仅限于扫清市场化的障碍，[2]产业升级就是在这个转向中被忽略了。 　　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看，“新范式”的形成经历了这样几步： 　　 　　1.针对高增长阶段末期产生的矛盾，新的经济政策把问题的根源定义为经济失衡，而失衡则源于政府以投资驱动所导致的粗放增长。为此采取的相应核心政策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导致事实上的紧缩政策）。但这里所谓的“结构性”不是指通常所理解的产业或经济结构，而是阻碍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结构（如阻碍产品、要素和金融市场彻底开放的那些因素）。新政策的预期是通过这些措施可以“释放改革红利”，从而使经济增长回到健康的轨道。 　　2.不过，与制定政策的预期相反，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政策变化过程中继续明显下滑。尽管下滑与紧缩政策直接相关，但主导思维却把其原因归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变化，于是产生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适中阶段的“新常态”之说。在对“新常态”必然性的论证热潮之中，经济增长在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被淡化。但是，增长速度再次没有按照预言的那样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而是继续一路下滑，引发政府采取“稳增长”的应急措施。 　　3.完成“新范式”确立的关键一步是经济政策全面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个改革的内容存在不同的解读（如在政治领导人的诠释中显然包含产业升级的内容），我们这里依据经济学家的解读进行概括。根据这种解读，转向“供给侧”的是因为需求管理已经无效，继续实施“投资拉动”的刺激政策将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因此，增长动力必须从投资驱动转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这就要求政府集中于结构性改革。由于高增长阶段和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中国经济需要先经历一个“市场出清”，然后市场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后是一个预期：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将使中国经济进入下一个理想的增长阶段。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比较来认识“范式”是如何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传统是以“发展”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由于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指标，所以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以GDP的增长或高增长为中心的（因此也造成追逐GDP增长带来的各种弊端）。在这个传统中，改革是为了发展的逻辑始终一贯，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被当作发展的手段――正如“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那句名言所说。改革的方法因而也是演进式的，允许尝试。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不执拗于意识形态目标。 　　 　　“新范式”则在这些根本点上发生了改变：第一，发展或经济增长不再是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至少是变成了次要目标;第二，以市场机制将解决一切发展问题为信念，市场化本身成为目的，不再被看作只是发展的手段;第三，政策过程的“实用主义”色彩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替代。如果回忆一下2013?2014年充斥在媒体上的议论，就能感受到那种“宁要自由市场经济的停滞，不要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增长”的气氛――这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异曲同工之妙。“新范式”的意识形态原则大大压缩了采取实用政策的空间。 　　“新范式”有其理论基础的――不太容易为社会公众所理解的是在它形成背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即经济政策思维突然转向以一个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为基础的框架。这个模型，就是以教科书形式在中国普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本文将其称为“教科书经济学”），它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个人偏好条件下配置资源，其实质是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自由价格机制可以传达需求的强度及其满足需求的供给强度;私有制使生产者自发产生出在最高报酬点来使用生产资源的普遍倾向;于是，理性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经济的一般均衡，而均衡则标志着资源配置的最佳社会效率。 　　由于新古典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处于主流地位，所以它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深刻地影响了改革思维，而且还帮助传播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优越性的社会意识。尽管如此，“教科书经济学”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上占据过主导地位。但这一次不同，在塑造经济政策方面，信仰新古典教条的经济学家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阶段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