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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传统、革命与文化共同体的重建 　　从新文化运动到1980年代，“反传统”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借用林毓生比较夸张――因而也比较著名――的说法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为什么要持续地反传统？这需要追溯和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几个时代任务，因为文化的本质，决定了它总是要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任务配套服务的。 　　自1840年以来，中国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有三个：第一，从农耕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第二，遏止列强扩张，维护民族独立;第三，为避免工业化过程中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分裂，采取某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这三项历史任务彼此并非孤立，而是相互约束、相辅相成的，它们都需要某种“反传统”的思想观念作为配套服务的文化措施。 近代中国的“启蒙”与“革命”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是一种封建共同体文化，它与农耕社会相适应，以儒家为主体，主张在不对等关系的前提下构建并维护各种过密的人际关系，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贤、长惠幼顺等。它强调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关系的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陈独秀说：“三纲”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与此不同，在现代资产阶级工商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式人际关系。例如在旧欧洲，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将个人从王权、教会和封建等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个人摆脱了精神和世俗的束缚，进入一个自由交易的社会环境中。这也是早期新文化运动一度关注的课题，例如，陈独秀曾指出：“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伦理状况必须同经济状况相适应，并非巧合的是，与他这个论述，或者说，与五四启蒙运动相适应的，恰好是191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快速成长。当时经济景气的原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减缓了列强对中国的压力，并使国际市场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增加，由于当时中国是这些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因而刺激了国内生产。 　　由农耕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中国近代第一个历史任务对文化的要求，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从传统到现代”，用契约式人际关系取代依附性人际关系。文明形态的变迁要求文化形态的更新，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经历类似的文化转型。但是，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由于传统皇权--士大夫集团在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的较量和考验中一再败绩，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再被延宕，结果是延宕出了一个中国的“近代”。在历史分期上，与欧洲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相比，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古”，但却醒目地多出了一个“近代”。从词语上看，西文中只有一个“modern”，再细分，也只有“early modern”，并没有与中文“近代”相对应的概念。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进入“现代”的过程是否顺利畅通。如果这个过程是曲折、纠结的，就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增加更多的历史阶段。顺带提一句，除中国外，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其历史分期也很有特点，在其“中世”之后，还细分出近世、近代、现代，同样反映出其从传统进入现代的复杂过程。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为启蒙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标题 　　从1840年代到1910年代，中国的“近代”经历了衰落、失败、动荡的过程，古典文明随之解体，这是一条下降的路。由于传统的上层阶级不能领导本民族应对国际的生存竞争，不能有效履行国家职能，故而历史给出的选项是：由出身于中层的一小批先进分子动员底层，使底层从传统政治的消极“看客”，转变为现实政治的“主人公”，让他们共同承担国家的职能，在政治、军事、经济诸领域中，打响一场广泛的“人民战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去除底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枷锁，即废止压迫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让整个社会“大翻个儿”，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不仅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还要颠覆这个政权赖以存在的文化前提。这是一个落后国家在面对强大的文明敌手时，为完成民族独立任务而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在历史上，这个过程被表述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社会革命同民族革命相结合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质。“下降的路”在这里被翻转成了“上升的路”。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10年代，亦即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真正起点。 　　从民族革命到社会革命，新的阶级关系将对文化实行了彻底的改造。传统儒家主张构建和维护内部不平等的各种共同体，从家、国到天下，别尊卑，定亲疏，明贵贱，数量庞大的底层人群在其中是受压抑、被排斥的。五四启蒙运动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体当中，颠覆了这个价值系统。随后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各阶段的现代革命则更进一步，将广大被压迫群众确立为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行动主体，所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