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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失落之地重建理想与信仰 　　谢飞曾说，“从我的几部作品来看，我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人生、艺术的表现与认识上，多了一些深沉与冷峻，多了一些复杂和含蓄。但我也没有变，那些从青少年起我扎根的对理想与责任信念、对真善美的追求，仍然没有变。”“没有了追求，生命就没有了价值没有了向往，生命就失去了光芒”。[1]谢飞坚持艺术道路，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从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不媚俗但也不傲视大众，以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诗意化的叙事手法，关注社会与人生的叙事主题，诠释在文明失落之地重建理想与信仰的命题。 　　一、 现实批判：铺展个体感性生命的冲动 　　谢飞在导演改编沈从文先生的著名小说《湘女萧萧》时，虽然在影片《湘女萧萧》片头赫然映出了字幕：“我只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句沈从文的名句，但影片主旨似乎并不是完全指向对于封建礼教之中人性的思索和讴歌，更深次层地在于指向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倾心于在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的圈囿里撩拨和铺展个体感性生命的冲动。影片开始，萧萧作为一个年仅13岁，尚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其“媳妇”身份意指着她处于被压制或者说压迫的境遇。但是，一旦她长成一个成熟的少女，被压抑的性意识随着日渐成熟的身体被挑明，就犹如滚滚洪流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如果说与花狗的“偷情”还仅仅是从生理上或者说从本能上反抗着买卖式的“大媳妇小丈夫”的荒唐婚姻，那么当萧萧“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则已然是精神上的自觉反抗了。 　　在影片《湘女萧萧》中，导演让萧萧一直以种种的不自觉的行为进行着反抗，然而，影片的深刻性、萧萧真正的悲剧性并不在于封建礼教对萧萧更或者说是人性的压迫，而恰恰在于萧萧最终放弃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而趋于对自己命运的妥协，满足于自己所处的生活际遇，自觉认同传统礼教和伦理规范。萧萧意外地得到了“宽恕”，最后欢天喜地忙着为未成年的儿子娶媳妇，忙着准备做婆婆了，她似乎已经全然忘却了当年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带给自己的压抑和痛苦，自觉地充当起当年春官娘曾经扮演的角色，她亲自安排了另一个少女被封建礼教吞噬的命运――她曾经的苦难的命运。事实上，在貌似充满和谐气氛的生活图景背后，隐藏的却是无限的凄凉悲剧；平和而安宁之中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迫害与压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了，即使是亲身经历过悲剧的萧萧，在封建礼教与农村宗法社会的控制下，自觉地选择了将那段悲剧的历史遗忘了，认同了封建礼教的控制，她成了她婆婆及无数女人命运的循环中的一环。从春官娘到萧萧，从无数坚信终有一天熬为“婆婆”的“媳妇”身上，我们发现了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世代相传积淀在人们心理深处的圆形封闭性超稳定结构。 　　谢飞的另一部佳作《香魂女》中的主题与《湘女萧萧》非常类似，甚至可以说“香魂女”是80年代的“湘女萧萧”，然而其中又分明渗透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新的时代生活内容。香二嫂之所以为傻儿子娶环环，其表层理由不外是因为环环美丽，傻儿子很喜欢她；环环能干，能够成为香油作坊的好帮手。80年代，商品经济蔓延到农村，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金钱的能量急剧膨胀，贫穷使这种失衡的、无爱的、完全金钱交易性质的买卖婚姻在商品经济入侵后的农村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然而，在其深层的内心世界，却包含着香二嫂因压抑而变态，想要报复、施虐于他人的潜意识，她自身的坎坷经历成为这种潜在心理的动因。当她在经历了买卖婚姻的一切痛苦自后，终于具备了经济实力而成为“婆婆”时，便不失时机并且处心积虑地施虐于“媳妇”。于是，她不惜以金钱为手段拆散了环环与恋人，高价将环环聘进门成为她施虐的“媳妇”。在这个过程中，香二嫂手中握有的“重金”成为了她的“后盾”。这样，环环在金钱和封建力量的双重压迫之下便成为了香二嫂的循环，女性的命运在现代农村依旧挣脱不出封建思想怪圈的束缚，更增添了女性成为可以用金钱交换的“商品性”的悲剧命运。 　　《本命年》不同于谢飞其他的影片诗情画意的影像构型，也少了对主人公情感世界的刻意营造，只以简朴的纪实性的电影语言如实地对李慧泉的生活经历进行描写，以悲剧感的真实营造指认关于人生、关于时代的深度思考。影片隐喻了成长在八九十年代的以李慧泉为代表的一类青年人，在缺失了精神信仰和失落了社会位置的生存现实中的焦虑、失落心态。 　　作为作者电影，谢飞创作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而文化关注和人性意识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正是谢飞电影风格个性的重要体现。谢飞电影秉承了第四代电影的特色，更加显露诗意人生关怀和现实关注，秉承着艺术审美的终极表现是人文价值的价值取向，谢飞电影的价值就在于此。 　　二、 女性关怀：历史劣根性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在新时期的反思、“寻根”的文化浪潮中谢飞以其“第四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参与了当时文化建构。他在影片《湘女潇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