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好路径，重在突破（尹后庆关于课改报告）.pptVIP

强调逐步实现基于证据的决策和研究范式转型 基于证据的决策是国际发展趋势。 例如，当我们被追问某种课程是否有效，某种教学方法是否有效，甚至某种教育资源是否有效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将学生的学习成绩（甚至只是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证据。但是谁也不能准确说明究竟是否是这个唯一的原因导致的？ 另外一个值得追问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学习成绩是否是教育改革进步成功的唯一标志？ 什么是证据？ 证据是可作为证明某种观点、结论等的事实依据，包括文字、图像、数据、案例等。证据是相对中立、相对客观，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情感偏好为转移的。 只有通过各种证据的积累，我们才能够保证自己决策的科学有效。 例如： 以前我们的老师总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想法，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对学生严厉，给学生很多的作业，是为了让学生考出更好的成绩，这是为了学生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开始厌学。 通过“绿色指标”等大规模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师生关系和学生的学业成绩高相关”这一规律，这对于改进教学中一些错误的行为是很有作用的。原来即使要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增加学习内容，多布置作业就能实现的。 四是课程改革中教研责任与转型问题 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美教育中心与密执安大学美中教育中心交流活动座谈会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丛立新教授记录了一位华裔美国学者对中国教研制度的评论： 中国大陆的基础教育，若论经费、论教师学历、论学校设备等，都无法与美国相比，可以说整体水平要相差许多。但论教育质量，最典型的如学生的平均成绩，却要比美国强得多。究竟为什么？这位学者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找到了答案：“我发现中国有一个特别的机构——教研室，这个机构可太厉害了，它对于保证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特别是在教育总体条件和经费投入，包括师资队伍的学历水平都并不理想的情况下，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9年上海PISA测试成绩取得世界第一后，又得到了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 世界各国和一些专家撰文总结PISA成绩世界第一的时候，其中有两条重要原因： 第一条是上海持续开展了20多年的课程改革； 第二就是归结于教研机制。 我没有对全国的教研机构进行过调查研究，但是我深知在上海市整个课程改革规划、推进的过程中，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研机制是中国教育中独有的宝贵财富。 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崔允漷教授撰文呼吁： 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化，课程运作系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研室应该成为地区课程发展中心，承担参与决策、专业引领与质量监测的角色；教研员应该成为专业的课程领导者；教研工作的重心应该从执行课程政策走向发展地方课程政策，从研究学科教学走向研究学科课程发展，从实施“以考代管”走向研究质量监测。 以校为本的教研文化：在以校长正确的办学理念引领下，教师们发现并针对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进行改进。问题来自于学校和学生，这些问题是学校教育教学中的问题，研究主体是教师，研究场所在学校，所有研究的成果又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得以转化和应用，这样的过程不断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形成了教研文化，这种在师生教学场景中的校本研修方式正在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正在成就我们的每一位教师。 教研室不能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机动部队”、“抢险队员”和“秘书班子”。 （一）教研室的定位转型 教研机制究竟应该如何创新、转型？ “质量监测中心” “数据研究中心” 上海市 “课程德育中心” 2009年12月，在全国基础教育教研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领导在“研究、指导、服务”的基本职能定位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把教研室建设成为课程发展中心、教学研究中心和资源建设中心“三大中心”。 教研室新的功能定位，要求教研员要转移工作重心，具体表现为： （二）教研员的角色转型 一是要从原来的统一教学进度组织，转移到基于课程观视野下的教学研究与服务工作； 二是要从考试教学评比、学科竞赛安排等，转移到基于标准的评价研究、分析、指导与反馈工作； 具体表现为： 三是要从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工作方式，转向引领教师的专业发展与教育文化的再造。 1. 具有国际视野的课程“研究者” 2. 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指导者” 3. 基于课程标准进行评价的“实践者” 4. 课程、教学与评价一致性的“推进者” 5.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引领者” 6. 专业与品质并重的“服务者” 总之，教研员要有教育理想、有激情，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