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革命文艺的传统.doc

发扬革命文艺的传统 —访李伯钊同志 本刊记者 杨雪英 在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前夕，我们访问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伯钊同志。伯钊同志是革命老前辈、老戏剧家，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她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从事戏剧工作。后来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延安。解放后，从1951年到文化大革命她一直担任中央戏剧学院的领导工作。四十一年前，伯钊同志参加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在会上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落在会客厅，洒落在我们身上。伯钊同志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四人帮”严重摧残留下的疾病，身体逐渐康复过来，今天她显得容光焕发‘我们说:“伯钊同志，今天我们想请您谈谈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和感想。”听了我们的话，她沉思了一会儿，说:“四十”年过去了，但是主席当年亲切的话语，谆谆的教诲，犹在耳边。这些日子我开会比较多，但还是抽时间重温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来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意义是很重大的，一也是值得深，思的。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丰富，非常深刻，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指导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能显示出它的光辉。”伯钊同志回忆说，毛主席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在五四以来的文可七战线上，文学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文艺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是一致的。这支革命文化军队帮助了中国革命。这种肯定，是对当时革命文艺工作很好的总结。毛主席在开这个会之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毛主席也找过李伯钊同志了解敌后文艺工作的情况。毛主席在会上提出文艺工作一系列问题，其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毛主席强调“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可是对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当时延安文艺界认识是很模糊的，思想也比较混乱。正象毛主席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当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正确的立场”。毛主席这番话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那时候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白区到延安投奔革命，到了解放区，生活和创作都来了一个大转变。过去他们大都生活在城市，在亭子间写作的，接触和表现的基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而现在，他们要接触和表现工农兵。可是他们不熟悉、不了解工农兵，甚至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格格不入，怎么可能去描写、表现工农兵呢?更严重而有代表性的是王实味，主张文艺要写黑暗，反对党的领导，把当时延安的生活说成是“歌啦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毛主席在会上批评了他的反动观点。这次会的召开，对澄清当时文艺界的错误思想、端正立场，对于推动革命文艺向前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一。所以后来才有新秧歌运动，有新歌剧《白毛女》，有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其他一些反映解放区军民斗争生活的文艺作品。一些同志与工农兵结合以后，转变了原来的立场，在后来的文艺工作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回亿到这里的时候，伯钊同志说:“毛主席在《讲话》中肯定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成绩，白区的同志对文艺工作有很大贡献，我们宣传也比较多。而苏区的文艺工作因为许多同志都牺牲了，解放后没有人详细回忆，我们报刊宣传得不多，肯定得不够。其实苏区的文艺工作并不象有些人说的，只是唱唱山歌，当时话剧工作也是开展得很好的。”我们知道伯钊同志在苏区曾经担任过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希望她谈谈苏区文艺工作特别戏剧工作的情况。伯钊同志说:“苏区文艺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对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根据她的回亿，我们知道，当年沙可夫、胡底、钱壮飞和李伯钊同志都是党派去苏区搞宣传工作的。当时战争生活很紧张，很艰苦，部队既要打仗，又要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战士、建立政权等工作。话剧工作是宣传工作的一个很主要的形式，它完全是由于部队政治工作与当地群众的需要，在部队产生出来的。中央很重视话剧工作，成立了单独的组织来领导。为了培养话剧人材，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聘请了沙可夫、胡底、钱壮飞作教员。他们根据自己熟悉的军民斗争生活，创作了许多话剧。 现在记得起的有《战斗的夏天》、《我—红军》、《沈阳号炮》、《红色间谍》、《最后的晚餐》、《无论如何要胜利》、《为谁牺牲》等。那时候敌人来围剿，土地革命时没有完全被打倒的富农也蠢蠢欲动，他们把好田都隐瞒起来，《战斗的夏天》就是反对富农分好田的。《我—红军》是沙可夫写的。写我红军战士为打倒地主求解放而英勇斗争。《沈阳号炮》和《红色间谍》都是胡底写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沈阳后，沈阳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沈阳号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