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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4 文人情趣和人文情怀 　　崔希亮，1960年生，吉林怀德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博士，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名誉博士。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顾问。著有《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语言理解与认知》、《语言学概论》、《崔希亮语言学论文集》等。 　　诗书画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古代的读书人自开蒙之日起，就与诗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与之相伴终生。文人雅集也总是少不了诗书画三端，这已经成了古代文士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命形态。诗可以言志，书画亦可以言志。可以说诗书画是古代读书人抒发志向、寄托情感的最佳载体，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诗书画中看出他们的襟怀、抱负、心绪和情趣。李清照《浣溪沙》里的“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是一种情趣，毕九歌《七绝》“芍药花残布谷啼，鸡闲犬卧闭疏篱。老农荷锸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也是一种情趣。“竹窗摇影”、“野泉滴砚”是一种情趣，“青帘沽酒”、“红日赏花”也是一种情趣，可以入诗、可以入画的生活场景都是文人情趣。“大江东去”、“杨柳岸晓风残月”可以入诗入画，“铁马秋风”、“寒云疏树”也可以入诗入画。 　　情趣似乎只是一些无关乎国计民生的小道，好象与经世济民的大学问和“修齐治平”的大志向不可同日而语，实则不然。人无情趣则不可亲，若无高尚的情趣则会流于恶俗。现代人生活节奏快，讲究的是效率，很少留意到情趣二字，但是很多时髦人士对“情调”二字还是蛮计较的。情调是外在的修饰，而情趣是内在的修养。换言之，情调是生活的调味品，没有也可，情趣则是生活的必需品，不可或缺。或曰：诗书画是艺术，属于生活中的奢侈品。这个结论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是对的，但是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读书、写字、吟诗、作画绝对是日常功课。文化的传承也就在这读书、写字、吟诗、作画的日常功课中。读书人的浩然正气和文雅的??卷气也正是从这些日常功课中来。书法中的韵或势、意或态、形或质无不体现出书家的审美取向和意趣。文人情趣中有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培养高尚的人生情趣可以陶冶情操，使人脱离低级趣味，亦可以自我救赎，求得精神解放，甚至于乱世中安身立命。 　　诗词有豪放婉约之分，书法绘画也有豪放婉约之别，但是豪放和婉约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苏东坡的诗词是豪放的，豪放中有细腻婉约的情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内心的孤苦凄凉和身世飘零之感跃然纸上。他的书法也是豪放的，豪放中有丰腴温柔之美，纵逸豪放之中随处可见平淡天真。东坡的文学成就在同时代人中无出其右者，但是他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多次遭贬，是诗词和书法让他的生命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被贬黄州的时候也正是他文学和书法艺术最炉火纯青的时候，《黄州寒食诗帖》是他这个阶段诗和书的具体表现。东坡居士的诗词书法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与他的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或者说与他的思想境界是分不开的。“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在苏东坡那里，文人情趣已经升华为人文情怀。 　　所谓人文情怀与西方的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异曲同工，然而中国的人文情怀与西方的人文精神在形成过程中有不同的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情怀指的是对人的关注，对文明的尊重。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关心人的个性发展和品格塑造，重视人的道德、趣味、情感、正气、修养、学问，以人为根本，以文为形质，这种关注与尊重体现在哲学、艺术、政治、社会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西方的人文精神则是在反对神学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主张人性、理性和对平凡生活的超越，这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成果，人的觉醒、个性的觉醒、对人的个人尊严的尊重、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的肯定等等构成了西方价值体系的重要部分。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先民时期的风雅颂开创了中国诗歌人文情怀的传统，这种人文传统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达到高峰。南宋以降，诗词曲中的人文情怀仍然承继了从西周到唐宋的精神余绪。中国的诗书画与中国文人的精神追求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精神追求体现在对家国的热爱、对友谊的忠诚、对爱情的执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然的热爱等诸方面。太史公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爱国情怀在他的诗中表现为怨愤和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他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抒发爱国的“忧愁和忧思”，这是爱国主义的人文情怀。杜甫一生写了很多首怀念李白的诗，感情真挚，读来令人怦然心动。“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天末怀李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