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做执政党，又做群众党.docVIP

PAGE  PAGE 8 既做执政党，又做群众党 　　政权最高合法性就是能够为人民谋福利，能够为人民服务，这才是万世不易的世界通则，而非其他。 　　从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始终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紧密联系，但近年来急剧的变革与转型裹挟着置身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未获得、被剥夺、不安全笼罩着许多人的心灵。政府对于人民诉求的麻木不仁，对于群众利益的粗暴侵犯，官民之间冲突与对抗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能否得到群众的支持已经成为最大的执政风险，危机如此深重，如果没有对维稳模式作根本性调整风险只会越来越大，根本之道在于：从维稳模式转向群众路线模式，通过激活群众路线来有效落实人民民主，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与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安全。 　　在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组织的研讨会上，北大的潘维教授多次抛出一个尖锐问题：群众路线是很好，但问题在于，搞市场经济靠的是资本家而不是靠群众，官僚体制下的政府官员，无需面对选举的压力，怎么才会去走群众路线？如何去走群众路线？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潘维之问”深刻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根本性困境，既是一个奉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政党，又是一个时刻处于脱离人民群众危险境地的政党，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作者不揣孤陋，尝试去解答这个问题，破解这一困局。 　　改革年代的党群关系困境 　　群众路线是中共开展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但是到今天，许多地方群众路线只是口号与形式。党与群众的关系经历了在群众之中，站在群众前面，到在群众之上，站在群众对面的演变。 　　革命时期，群众路线不是漂亮的修辞，而是生死攸关的方法论。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如同潘维所言，中共能够战胜国民党“现代化”武装的军队，根本原因是中共有根而国民党没有根，而群众路线就是扎根的方法论。国民党与上层精英结盟，中共则是依靠下层的工、???群众。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与群众的关系就陷入了党自身二元属性困境之中。一方面，党作为人民的先锋队，要求保持其作为群众组织的特征，融入于人民之中，站在人民前面来组织群众;另外一方面，作为执政党，各级党委又掌握着核心的国家权力，作为国家机关，必需按照官僚制逻辑运作，需要其站在群众的对面来管理群众。 　　这个扣一直未能打开，二元困境一直未得到有效破解。在前三十年试图用群众党的逻辑替代执政党，后三十年试图用执政党的逻辑取消群众党的逻辑。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群众党逻辑往往战胜了执政党逻辑，国家与社会并未截然分开，国家就在社会之中，在农村形成公社体制与城市形成单位体制来组织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群众动员与群众运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 　　但是党如何领导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的逻辑一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群众路线的逻辑强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通过调动群众热情来推动工作，这一逻辑与计划经济和官僚体系冷静的专业化精神无疑格格不入，这种冲突不但使得经济发展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同时也成为高层分裂的重要渊源。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摧毁计划经济与打烂官僚机器的方式，以彻底贯彻先锋队与群众党的逻辑，来找回工农群众在经济建设与国家治理中的如同革命时期的那种主体性。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改革开放以来，官僚制的逻辑替代了先锋队的逻辑，不论是企业部门还是政府部门都经历了韦伯所谓理性化的过程。原先在城市单位体制中组织化的工人与在农村公社体制半组织化的农民，都被抛入到市场经济中去经历了一个再组织的过程。资本对群众进行的再组织，从传统组织中游离出来的群众进入了大大小小的企业与工商户之中。 　　党政机关也经历了科层化过程，整个党的系统按照官僚制的方式运作，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市场化改革，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头号大事，使得党从与工农结盟转变为与资本共谋。 　　在这一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试图从先锋性政党转变为先进性政党来建立党、国家与群众的稳定三角关系，党与群众关系从党站在群众前列转变为党代表群众。由此，群众路线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作群众工作的方法论，变成职业官僚日常工作中需要坚持的“群众观点”。 　　党的代表性主要体现为对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的维护，这种共享的利益例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与空气质量的好转会带来群众的不满意度下降，但是却未必能够提升群众的满意度。执政党在推进人民的整体性利益，又往往以群体或者个体利益受损为前提。党与政府考虑的是国家地区发展的大事，而群众关心的是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小事”，这是“吃肉骂娘”现象的深层原因。 　　党由于和国家公权力浑然一体，不但无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