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用简单的方法传播《易经》.docVIP

PAGE  PAGE 6 朱高正：用简单的方法传播《易经》 　　阴阳五行的重要性，被朱高正归纳为离开阴阳五行，谈不了中国传统文化。 　　2016年9月，在河南安阳举办的海峡两岸周易文化论坛上，来自台湾的朱高正是收获掌声最多的一位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朱高正透露，他的《易经》由自学而来，学习的过程就是广纳百家的过程。 　　中国哲学不能“抽象” 　　一身棉麻中式衣装，满面红光，连续多年，朱高正都是周易文化论坛的嘉宾。他从高二开始接触《易经》，一口气读了1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赴德国波恩大学深造时，逢到卫礼贤翻译的《周易经传》，凭借德国人的详尽解释，朱高正才算读懂这部经典。 　　作为向世界成功推介中国文化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1899年来到中国，1922年回国。在中国期间，他从一个推广西方文明的传教士成功实现了向传??东方文明的汉学家的转变。为了把《易经》介绍给跟中国文化毫不相干的德国人，卫礼贤把每个细节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20世纪70年代，朱高正读高中时期，开始接触孔子和孟子，前三个学期学习《论语》，后三个学期学习《孟子》。然而，儒家经典却没有给他带来好感，相反，那个阶段他在心里一直腹诽孔子。高一下学期，一个小小的挫折让他忽然想起孔子讲过的某句话，于是转回头重读《论语》，“跟自己的生命体悟结合起来，才发现《论语》原来是活的。” 　　重新认识孔子的那一天，被朱高正视为自己的重生日。自此，每天下课，都会有十几个同学围着他，让他讲解《论语》。高二的时候，朱高正的兴趣开始转向《易经》，如此渐迷渐深，这部3000多年前的经典成了他的“最爱”。 　　每年清明节，父亲都会带着朱高正去祖坟扫墓，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也因此从清明扫墓开始。祖先的文化让他着迷，他发现，只有中国才有完整的家族，也只有中国人才有家训。 　　“西方的哲学之父是苏格拉底，他的后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孔子比苏格拉底早很多年，但是孔子的弟子却可以查得到。”朱高正说。 　　德国学院派教育训练出了朱高正超强的思辨能力，他擅长把艰涩的道理讲透。专业是很难“啃”的康德哲学，但是，朱高正却能用大白话把它讲出来。回到台湾，他曾经为500多位乡下农民讲解过康德，两小时无人退场。后来赴福建寻根，得知自己是朱熹第26代孙，朱高正觉得，自己更有责任把《易经》用最简单的方法传播出去。 　　3000多年前的《易经》今天来看还完全适用，这让不轻易“买账”的朱高正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易经》的重要性，朱高正称，一个普通中医师、太极拳师、围棋手不一定要读《易经》，但是第一流的中医师、太极拳师、围棋师一定要懂《易经》。玩票性质的，不一定要懂“一阴一阳之谓道”，如果是世界顶级的高手，《易经》非懂不可。 　　阴阳五行的重要性，被朱高正归纳为离开阴阳五行，谈不了中国传统文化。《易经》的精华―太极，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曾经提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一千年来，太极之说已成为整个东亚文明圈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的根据。而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任何一个元素都由两个因素组合而成，也因此，在朱高正看来，“万事万物都可以归纳到五行中去看。” 　　西方教育喜欢讲抽象，朱高正却认为，谈中国哲学，绝对不能抽象，如果把“象”抽掉，就什么都没有了。孔老夫子要写《象传》，可见“象”很重要。 　　《系辞传》有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朱高正请教了很多《易经》大家，没人讲得清楚。对这个词，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艾森豪威尔带领几十万兵马反攻欧洲大陆，其参谋部要做各种预案，包括什么时候登陆，哪里最安全，要冒哪些风险等等，到艾森豪威尔这里，他一拍板，这就叫“乾知大始”；拍板下去，几十万兵马全部动起来，这叫“坤作成物”。“乾就是当领导，为君之道；坤就是当臣民，为臣之道。” 　　早年接受西方哲学的洗脑，20多年来，朱高正一直在反省，“西方讲的是Individualism（个体主义），结果，强者张扬，弱者受欺。中国人不讲个体主义，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是仁――即“两个人”，也因此，中国文化注重的是“关系”。一定是在彼此的关系之中，才有意义。 　　“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最重要的五种关系，只要把这五种关系搞定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朱高正说，所谓“学”者，就是学为人也。一个人如果连最亲近的配偶、子女、父母都无法取信，如何取信于朋友？又如何能够取信于天下百姓？朱高正认为，这些虽然是两三千年前的古训，但是对于今天来说依然重要。他呼吁，要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有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前提。 　　中国文化注重“关系” 　　朱高正的祖上是福建漳州人，20世纪90年代，他第一次来大陆，搭了18个小时火车，到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