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的巴蜀记忆.docVIP

PAGE  PAGE 8 李白诗歌的巴蜀记忆 　　引语 　　李白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传达者和代言人。当代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曾有言：李白“绣口一吐，成就半个盛唐”。常言道，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而唐诗则是中国诗歌的巅峰，站在这个巅峰上引吭高歌的，就是蜀中“青莲乡”人李白。历经巴蜀文化哺育熏染的李白，无论身在何处，浓浓的故乡情结终难排遣，因而，他的诗歌必然呈现出或显或隐的巴蜀记忆。 　　时代思潮造就李白 　　唐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一个盛世标杆，一直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东北的朝鲜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宗主权。陆地和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以及商人涌入中国。 　　李唐皇族的“膻腥”血统，自然难以忍受儒家那一整套伦理规范，他们也崇尚儒学但并不“独尊”之，也弘扬佛学，却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限度。他们更喜欢注重个体生命完美实现的道家思想，把老子奉为自己的始祖。老庄道家对完美人性和自由的追求，就成为李唐皇族及其所统治的社会时代精神。儿媳可以被提升为妾妃，牝鸡可以司晨称帝，内宫可以与外臣晤面……那是一个充满着精神自由和恣意妄为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权威消解的时代。人们无需戴着镣铐跳舞局囿于宫廷。“天涯何处无芳草”，建功边塞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游历名山大川状景抒怀亦是“不朽之盛事”，唐代作家把文学引向更广袤的大地人生，呈现出昂扬奋发的盛唐气象和蓬勃的青春朝气。如李白游成都时的作品《登锦城散花楼》所展示的大唐盛况：“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大唐诗人在盛世风潮的激励下，爆发出万般外向而且高昂激越的气概，不管是“张扬”还是“内敛”，都不再是大汉帝国文学那种流金溢彩、殿堂宫阙，而是更具体的现实生活状貌和切实的人生苦乐绘写。热情、爽朗、乐观、天真、富于幻想和进取精神、繁复多姿的人生内容与表现技巧相适应，形成一种浑然美――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唐代文学流派纷呈，元白、韩柳、王孟、郊岛等诗歌流派竞繁，诗歌体式建构如古风、歌行、近体、格律和曲子词等诗体的多元实验，文学诸体式如小说传奇、杂剧、散文等，都得到淋漓尽致地尝试。在这个自由的时代，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所有的历史积淀都在此得到了一次全新的发展和再创造。 　　唐代巴蜀，在全国诸多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当时就有人将之概括为“扬一益二”。王朝一旦发生危机，巴蜀就必然地成为皇室的避难之所。仅举唐朝皇帝的避乱之所为例：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公元756年）奔蜀；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李希烈、朱??之乱，奔避汉中，且急欲西幸成都；公元880年，唐僖宗避黄巢之乱，幸蜀至成都；公元886年，僖宗再幸汉中欲奔蜀。由此可见，巴蜀地区实为关系到大唐帝国安危存亡的战略大后方。所以明代的于慎行说：“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 　　正因为巴蜀在全国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唐王朝多以重臣贵戚出镇巴蜀，而且这些人日后入朝拜相者极多。据统计，自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在巴蜀大地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大约每2名节度使中就有一人成为宰辅。出镇西川的历任节度使中，严武、韦皋、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杨嗣复、白敏中、李景让、高骈、陈敬?u等人，皆为唐世重臣，声威显赫，或位居宰相，或爵至封侯，所以史书上有“西川为宰相回翔地”的说法。 　　正是巴蜀在唐代有着如此地位，导致“天下诗人皆入蜀”的盛况出现，“成都街头的登徒子”（闻一多语）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引发唐代文学的开始，而蜀人陈子昂则为唐代文学的奠基人。杜审言（杜甫祖父）和杜甫、刘希夷、沈俭期、张说、孟浩然、王维、崔颢、白居易、元稹、贾岛、岑参、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有过入蜀的经历。唐代诗人或漫步巴蜀大地，或抒写巴蜀前贤故事，或歌咏巴山蜀水。即如白居易《长恨歌》的“蜀江水碧蜀山青”、韩愈的“蜀雄李杜拔”等，最突出的是杜甫，世人对其“沉郁顿挫”诗风完美成熟的概括，指的就是他入蜀后的诗风大变。也就是说，杜甫诗歌中占篇幅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蜀中诗”。歌吟巴蜀，几乎成为唐代文学创作最时髦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白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 　　巴蜀文化哺育李白 　　“天府之国”丰厚优裕的物质条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致使巴蜀人悠游卒岁。川主、幕僚、乐妓沉浸在酒席樽前，高歌低吟，舞文弄墨，互竞才智，各领风骚。成都的浣花溪、摩诃池（今天府广场一带）、张仪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