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静以修身堪大用.docxVIP

静，在古人看来，是一种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的领导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圣王之道”。《管子·法禁》：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管子认为，领导者平静就能处理好问题，国家就会得到治理，这是圣王治国之道。与曾国藩同时代、最有名的理学家唐鉴海曾经教导曾国藩说：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 在他看来，静是很重要的。静可以看清楚自身的毛病、修身的问题，哪怕是极其细密的问题，也可以看清；面对棘手的事务需要处理，也能够看清道理；每一个人总是有偏好、有爱憎、有刚柔，沉溺其中某一方面，就可能导致错误。静是治理他们的良方。曾国藩对静字的认识也是很独到的，他认为：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心静那么就能够体察事物的本质，发觉事物的精微；处理事情也能够省力，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他极其推崇“静”字功夫好的人。 在静的修养上，曾国藩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守一“耐”字诀，克服浮躁骄气心理。 对于自己心存之骄气，曾国藩在这段时间做了尖锐的反省与自我批评。 比如，有一次与好朋友陈岱云谈到三更，两人应该是很投机了，但是事后曾国藩反省认为自己说话太多，心里“颇有骄气”，是“斗筲之量，真可丑也”。他认为岱云“每日工夫甚多而严，可谓惜分阴者”，而自己则是“玩世不振”。他在日记中常常记载与朋友、与客人谈话时的心态，剖析自己存在“夸诞”、“气浮”、“妄语”、“浮躁”、“听之藐藐”等心理现象，他反省道： 细思我何尝用工夫，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既不能从身心上切实致力，则当作考差工夫，冀博堂上之一欢，两不自力，而犹内有矜气，可愧可丑！因此提出治理之法，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 具体则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尽量少说，第二步不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 话多是领导者的一个积弊，也是领导者骄气的表现。曾国藩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毛病并且力行改正，的确不易。 二、守一“专”字诀，克服游思劳乏状态。 有一段时间，他醉心于古典诗歌的写作，每每写了诗，就去读给朋友们听，其中不无夸赞之意，而影响对理学的研究。他反省道： 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心不静，多浮气，言心与气总拆不开，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 心气不能归一，所以读书也不能专心致志。反省自己： 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叶书，如勉强当差相似，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 心不静，所以志向不专一。反省的结果就是要从“专”上下功夫。他引用倭仁的话说： 无间最难，圣人之纯亦不已，颜子之“三月不违”，此不易学，即“日月之至”，亦非诸贤不能，至”字煞宜体会。我辈但宜继继续续求其时习而说。 “至”就是专一，就是一心一意做好某件事，不要间断，不要改变。专的修养，使曾国藩形成了“虽百变而不改其宗”的坚定信念。他在以后的领导生涯中，不论遇到任何事情，看准的目标坚决不改变，直到最后的胜利，展现了一个领导者坚定不移的意志力。 三、守一“坐”字诀，治理身体劳乏神疲之弊。 曾国藩身体经常不好，有几次竟然吐血。对自己身体的这种不良状态，他从两个方面反省。从与父母的关系，他认为这是“斫丧父母之遗体”，就是说是损害父母生下他的身体，是“大不孝”；从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没有好的身体，难以担当大任。因此要求自己从静养上下功夫，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惟有日日静养，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对于静坐养神养身曾国藩颇有体验，他这样描述： 细思神明则如日之升，身静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干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 这既是一种养生的境界，在静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