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法律解释的“正确性”何在上的应用.doc

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法律解释的“正确性”何在（上） 　　陈金钊 　　提要：当代西方的法律解释学者放弃了对法律解释正确性的追求，认为所有的解释都是基于不同的理解。这对法治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立论。不管法律解释有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正确理解，对一个维护法治的法律人来说，起码在姿态上应该追求正确的解释。虽然正确解释的立论已经被哲学的实质主义所解构，但是从逻辑上说，一般性的法律可以作为解释是否正确的标准。解释结果的合法性、客观性以及有效性，是法律解释者应当坚持的原则，这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理解与误解并存于解释活动中。现代解释学的方法论志趣，是追求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认为避免误解是最主要的目标。自施莱依马赫以来，方法论被称之为避免误解的艺术。然而，误解是伴随着理解过程始终的一种现象，真正消除了误解也就不存在理解的问题。从辩证法的角度说，有了错误的理解才有所谓正确的理解。这就使得建立普遍适用的解释学成为必要。但本体论解释学对方法论的建构有不同的认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者，认为理解与误解之间的区分似乎无关宏旨，误解甚至可能成为新的意义生长点，方法很可能是阻碍人们获得真理的思维。这种反思理解与误解的方法，有其学理依据，但这种积极的意义还是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法学界最早发起了对本体论解释学的反击。意大利法学家贝蒂就带着对法律客观性的拯救使命，回应了伽达默尔放弃理解的标准的做法。我国哲学家潘德荣认为，我们需要阐明理解的前提：理解是一种探索式对话，而不是独白式宣告。在这种条件下，本体论解释学与方法论解释学才能达成一种谐调，相互补足。理解意味着一种区分，只有阐明了误解的性质及其形成原因，才能深刻地理解被理解对象以及理解的主体本身。 　　一、法律解释中的正确理解是指什么? 　　在法律解释的问题上，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只有不同答案，而没有正确答案”。这是伽达默尔“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思想在法学界的翻版。这实际上是放弃了理解的标准以及对正确理解的追求。传统法理学告诉我们，法律是明确的行为规范，是法官据以判案的标准。面对在法律问题上只有不同答案、而没有正确答案的命题，人们不禁要问，法律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准与尺度是不是还有作用?能起什么作用?传统法律推理方法中强调的“一般优于个别”以及解释的涵摄理论都接着被推翻在地，法治据以支撑的理论与方法是不是不能支配我们的思维了?接下来，法官用法律来衡量行为的工作目标也只好放弃了，客观、公正也不知来自何处了。学术上的这种躁动对法治的危害是严重的，按照极端哲学解释学的看法，法律解释学作为方法也是没有必要了。因为在哲学解释学看来，所有的理解都不是任意的，没有任意的不受限制的理解，但这种限制不是受方法的限制的，而主要是受理解者前见的限制。但这种没有目标的理解是不需要法律解释方法限制的，方法不仅不能达到对目标的理解，反而是限制理解达到目标障碍。但是，法学家必须看到，法律解释是一种维护法治的实践活动，法律解释不是为了专制，法律解释绝不是自由的，而是一种受法律约束的思维活动。 　　我们认为，在法律解释问题上必须看到它与发现真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发现真理的理解是向前看的，而发现法律意义的看法是向后看的，法治就是要在经验范围解决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虽然不能用已有的方法发现新的真理，但可以用方法发现法律的意义。所以在法律解释问题上，不是说有没有正确的理解，而是法治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正确的理解。虽然绝对意义上的正确理解是困难的，但决不能放弃这一目标。虽然我们所追求的绝对正确会遇到哲学上的难题，但法学研究未必需要在哲学后面爬行，法学有着自己的标准。尽管这种标准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实际上现代法律已经拿出粗略(也许在立法者看来是精确)的标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标准需要解释就放弃标准的衡量作用。我们看到，自然科学界有很多的标准，这些标准也是在不断修改，也需要解释，但这并不影响它的衡量作用。法学实际上也是这样，尽管一些后现代法学者认为自己摧毁了法律的确定性和正确性，使正确理解烟消云散，但这只是理论逻辑的展现，实际情况并不是像理论家说的那样。理论家已经把法律的不确定性绝对化了，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到处都是不确定性的。法律存在着相对的确定性。法律作为标准尽管不很完善，但还是对人们的理解产生了很大的约束作用，放弃理解的标准只是为一些胡乱的判决找到了借口。 　　也许在法律解释学中的正确理解，不是指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理解，而是指对待法律解释的姿态。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理解，是具体法律解释技术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法律解释学首先应当解决姿态问题。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