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治理的“三律”.docVIP

PAGE  PAGE 8 网络平台治理的“三律” 　　政府直接管个体，不仅抛弃了网络平台这一最有效的知识协调机制，而且还让政府直接面对无数的麻烦和冲突，这不仅会极大地增加财政的负担，而且还会由于不停的监管挫折而损害政府的管治威望。 　　在很多人看来，规则是起决定作用的（determining）。 　　就是说，规则是由有权力的人制定的，比如家规由家长制定，法规由政府制定等等。而只要用心良苦地制定了规则，就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于是，社会一旦出现了不良现象，就只要严防死守地制定相应的法规，事情就能画上句号。 　　然而，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深受进化论影响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规则更主要地是被决定的（determined）。诚然，有权力的人可以制定规则，但规则的实施和效果，却不顺从权力。毕竟，每个人对规则都有其对策。 　　一套规则能否被大多数人遵守，能否活下来，能否大致达到目标，必须看它能否顺应客观的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 　　换言之，制定了规则，事情只不过是画上了冒号。 　　今天，线下生活陆续搬到了线上，网络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网络平台治理和政府监管也随之而来。 　　平台究竟应该怎么管？网规应该如何制定？我以近年一些网络平台治理的实例为据，谈谈网络平台治理所应该遵循的规律。 　　平台治理多中心化 　　规律一，平台治理应该是多中心的。大约五年前，阿里巴巴集团（下称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平台时任阿里巴巴法务部的主管介绍，他们当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要把不同类目下不仅纷繁复杂、而且层出不穷的平台交易规则，进行全面梳理和整顿，最终使这些规则达到完备、清晰和自洽的标准。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除非把所有业务停下来，否则平台的规则不可能变得那么美观;相反，动态的、多中心的、因地制宜的、采纳局部信息的、而且是多方共同参与的平台规则体系，才是正常、有效、值得追求的目标。建议重视欧洲条文法系与英美判例法系之间的效率比较，因为英美判例法系是多边、多变以及多目标的电子商务平台治理所应该???考的模范。 　　所谓法系的效率，或规则的效率，包含两重含义。“法规效率”的第一重含义，是指执行既有法规的效率，指裁决部门要花费多少成本才能决出是非的衡量，指人们要费多少工夫才知道孰是孰非的衡量，也就是“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的速度;“法规效率”的第二重含义，是指法规能否使得社会收益最大化、或社会成本最小化的衡量，也就是“摒弃恶法、探索良法”的速度。追求前者，更多地倚靠单方的权力;追求后者，主要倚靠多方的智力。 　　以淘宝平台上的交易纠纷为例。随着交易量的加速膨胀，纠纷就越发不可能由“自上而下”的大一统的机构来解决。更何况，这种解决办法也缺乏公信力。 　　不同类目的交易，涉及不同的交易规则、不同的信息细节、不同的利益诉求。合理的解决办法，是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招募来自不同阶层和角色的陪审员，对纠纷进行多中心的分布式处理。 　　根据这个思路，淘宝开始着手推出“市场判定项目”，其核心是请网上的志愿者组成陪审团，对网上的纠纷进行判定。这个项目的规则日臻完善，变成了今天的淘宝判定中心（）。 　　这个判定中心每天处理的纠纷数量，是传统仲裁机构所无法胜任的。诚然，没有任何判定是完美的，但让纠纷以合理的成本得到了断，是解决问题的方向。 　　凡是复杂群体，多是通过多中心进行治理。 　　今天的网络平台，也呈现了多中心的治理生态：有以商品交易为核心的阿里和京东;有以社交为核心的微信和微博;有以版权处理为核心的乐视和爱奇艺;有以撮合为核心的滴滴和优步。这些网络平台之上，又还有诸多的聚合点，协调着参与者们的局部信息和利益诉求，它们在动态的条件下不断发展，而这就是平台治理的多中心特征。 一套规则能否被大多数人遵守，能否活下来，能否大致达到目标，必须看它能否顺应客观的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 　　有效监管应分层 　　规律二，政府应该管平台，平台应该管个体，平台应该是政府和个体之间必要的缓冲媒介。 　　哈耶克（F. A. Hayek）在其名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指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从来就是以分散的方式，由社会不同的角色所掌握。所谓知识，不仅指科学知识，而更主要的是指关于“何人、何时、何地、愿意付出何种代价、换取何种数量、何种质量的服务”的信息。这些知识永远不可能集中起来。 　　要运用好这些知识，就必须依靠价格体系，由有效的组织来完成局部知识的协调。 　　从知识协调的角度看，政府直接管理个体，是一种笨拙的、低效的，且容易产生冲突的网络治理模式。 　　其中一例，是2015年秋天交通部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这个征求意见稿，网约车司机必须取得由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放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