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与城市化房价和住房制度（终稿）.doc

“十二五”与城市化、房价和住房制度 龙 隆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广东 深圳 518029〕 [摘要] “十二五”的意义在于开启共和国的第三个三十年，“十二五”的重点是城市化发展方式的转型，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安排是关键路线。中国的城市化有四大特征：时空压缩、空间扭曲、户籍制+土地国有、内部人化。房价和住房问题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问题，只能有中国式的解。打压房价不能解决住房问题，住房保障的关键不是数量保障，而是公平保障。取消一切形式、对一切人的货币化实物分房，是中国新住房制度的基础条件。 【关键词】 十二五 中国城市化 房价 住房制度 公共福利供给 【作者简介】 龙隆（1955-），贵州贵阳出生，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区域经济 一 如何看“十二五” 我认为,“十二五”的意义在于开启共和国的第三个三十年。 大体上可以说，已经过去的两个三十年都有着国家转型的历史使命，第三个三十年的历史使命依然是转型。第一个三十年是中国从百年战乱的时期转向和平建设的时期，是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构建国家基础（国体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计划经济的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时期，是经济起飞和加速城市化的时期。刚刚开始的第三个三十年，是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解构和重构的国际背景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建构公民社会的时期。需要特别注意，这一轮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解构重构的过程可能会比许多权威所认为的复杂曲折得多，是一种多重博弈的演化过程。 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三十年的头五年对转型路径的形成最为重要。转变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主线，是为第三个三十年的转型路径构建基础。发展方式的转变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事情，还内含了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之所以需要转变，是因为过去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之所以难以为继，除了环境和资源难以承载以外，社会承载能力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30年的经济高增长挤出并衍生了愈来愈多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事件频繁发生，制度维稳的成本也愈来愈高，正在快速地逼近制度的收益边界。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4%上升到了2010年的 47%，未来五到十年会自然地向60%左右的水平发展。城市化依然是“十二五”的主要发展选项，但城市化的发展方式需要转变。增加和改善公共品的供给对“十二五”很重要，可以说是“十二五”的关键路线，可以缓解和消弭过去三十年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又可以激发和扩大内需的增长，改进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公共品的供给与分配是一个制度问题，标准是公平公正有效，其制度的建构过程就是我们希望的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发展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具体实在稳健的进步过程。当然，要从现在最主要的民生问题来发动和推进。 房价现在是中国最热点的问题，房价后面是住房问题。住房是中国老百姓最看重的人生需求之一，是当下表现最纠结最焦虑的民生问题。从去年到今年初，中央已经三次出台调控房价的政策，一次比一次严厉，把房价控制的责任落到了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头上。最近中央政府又突然安排了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计划，并且很快的将分解指标同各地政府签了责任状。“十二五”期间计划要建3600万套保障房。这些政策和措施显得很紧迫很给力，看来是从压需求和增供给两个方向来缓解房价和住房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同时，也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住房保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公共责任，保障住房将会成为城市政府的基本公共产品。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保障住房解决的是市场失灵的那一部分问题。住房本质上属于私人产品，私人住房的满意解决是个人的商品购买能力和购买决策的问题，没有一种制度可以承受大比例包揽之重。需特别警惕，保障房的分配是一个比供给更大的难题，搞不好会引发大麻烦。因此，紧迫出招之后，需要认真地启动住房制度的设计，首先是概念设计。 城市化、房价和住房制度是一组中国式的动态联立方程，能否找到可行解，对“十二五”将开启的国家转型十分重要。 二 如何理解中国的城市化 一般意义上，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一件事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指标可以互为表征。如果把城市化率10%以上作为工业化启动的时点，20%以上作为工业化加速的时点，中国的这两个时点分别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下表可以看到，中国1952年的城市化率与西欧1820年的水平相当，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与英国1820年的水平相当。整体看，中国的城市化启动比欧美发达国家晚了一百多年。 表1：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