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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类通达 明体达的论文 提出的“知类通达”与胡瑗主张的“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培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目标的回归，是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责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是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目标；通识教育；专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3-0008-04 　　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不二选择，也是研究型大学的重大使命。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清晰的答案。我国古代教育典籍对学校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有非常深刻的论断。《学记》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就提出了“知类通达”的要求；北宋胡瑗主张学校教育目的是培养“明体达用”的人。《学记》提出的“知类通达”与胡瑗主张的“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培养“知类通达”、“明体达用”的人是高等教育目标的回归 　　“知类通达”中“类”指某一具体的知识，“知类”强调基础的训练，“知类”目标的达成需要学习大量的儒家经义，同时兼习其他百家之学：“达”就是学习迁移，“通达”指知识的学习要达到闻一知十，触类旁通。“知类通达”强调知识的基础性、通识性和迁移性。从整体上来看，“知类通达”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人才培养规格的基本要求，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cOm我国的古典教育就有通识教育精神和通识教育内容，孔子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通识教育家，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通识教育的价值。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就是通识教育。在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之前，我国的古典教育都可以称得上是通识教育。 　　胡瑗明确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明体达用”之人。所谓“明体”，即“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指要能把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要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具有封建道德，又能在实践中运用，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即培养体用结合、理术兼长之人，这与现代大学专业教育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明体达用”的当代意义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知类通达”与“明体达用”的关系就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一位对我国古典大学教育思想有深刻领悟的教育家。他认为大学教育(即本科教育)应该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要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目的下给学生进行“通识”的训练，即“知类通达”的训练。大学教育不应该着眼于某一专门事业的“专识”，而应该着眼于有助于接受更高深专门学问的“通识”。梅贻琦所主张的“通才”教育并不排斥培养专才，而是将培养专才的任务赋予大学研究院、高级专门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研究生教育、应用性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和社会实践。虽则如此，在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办学实践中，坚持的是由博而专的通才教育，在大学一、二年级实施通识教育。至于专与博之间，各系各有不同，有的系除通识教育课程之外，几乎全部是本系专业课，如物理、化学、土木、机械等系；有的本系课程比例在30％－50％之间，鼓励学生选修其他系的课程，如算学系、心理系、历史系。应该说，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较好地促成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是我国大学本科教育发展史上较好地处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教育成效比较显著的一个时期。 　　建国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全面移植苏联模式，部分综合性大学被拆分、重组为单科大学，专业教育随之加强。这样的专业调整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狭隘的专业教育人为地分割了学科的整体性和内在逻辑，弱化了学科生态环境，阻滞了学科之间的链式反应和学科交叉。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素质教育”，这种片面的专业教育才有所改观。之后，围绕基础与专业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展开了激烈讨论，对立的双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教育激情和道 德义愤。 　　西方大学有实施通识教育的传统，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中世纪的“七艺”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思想，17、18世纪洛克的“绅士教育”和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19世纪赫胥黎“普通教育”、“整体教育”思想，《耶鲁报告》、纽曼的理性主义大学教育价值观，一直到20世纪美国永恒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赫钦斯、法国新托马斯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物马里坦、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英国新实在主义教育主要代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