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对“现代”与“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接受与反抗的论文.docVIP

　　中国思想界对“现代”与“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接受与反抗的论文 摘要：本文以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例，分析了中国思想界对“现代”与“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接受与反抗，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现代　后现代批判学派　经验学派 　　 　　“传播”一词已经成为了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但是，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使用的词汇，却并不是一个中国文化原生的概念。我们在古汉语中甚至难以找到和它相对应的词语，它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自从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译著引入中国以来，翻译者们对这一概念的定位，实际上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清晰完善起来的。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s)的解释，munication的词源是拉丁文munis，含义不下几十种，包括“通信”、“对话”、“交流”、“交往”、“交通”、“参与”等。由此看来municate是指“普及于大众”、“传授”的动作。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不论是“普遍”还是“传授”，“传播”都含有明显的“双向”性的色彩。 　　然而，自从20世纪现代传播媒介广泛进入中国以来，在中文里与“传播”仅一字之差的“宣传”却常常变向被当成“传播”的同义语，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被广泛使用。究其原因，不论是从语汇源流，还是从历史渊源来看，“宣传”一词在中国的存在有着比“传播”更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基础。汉语中，“宣传”二字合用最早见于《三国志·蜀志·马忠传》：“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南大将军。”虽然古汉语中的“宣传”与现代社会中的宣传行为其本质并不相同，但是这一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单向性，却隐含着新闻传播学在引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被有意无意误读的历史根源。. 　　那么，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进程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传播学的被误读，它被误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而这种误读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话语方式有怎么样的关系?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将结合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发展史，通过剖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话语体系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革命文化”“现代性”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并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说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为何根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学派，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而从本质上旨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验学派，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一隐一显的之间。究竟与我国自1949年以后的现实意识形态有着怎样的关系，又与我国白90年代以来。以“后现代”竞相标榜的学术风气有怎样的联系。 　　 　　一、传播学的两大学派及其发展简史 　　 　　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众媒体和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在美国和欧洲，几乎在同一时间，以美国的芝加大学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为核心，形成了两大传播学研究的中心。前者即在社会学界闻名遐迩的芝加哥学派，后者则是更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两大学派不仅思想体系不同，并且研究范式迥异。前者基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政管理的研究目的，奠定了在当今美国传播学研究领域仍占据主流地位的定量研究和实用主义取向。而后者则基于反启蒙运动和反现代性思潮，孕育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和批判主义精神。 　　起源于美国的经验学派也称传统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都有所涉猎不同，大众传播研究的经验学派则更为关注与传播现象本身。迄今为止不论从理论建设还是从研究方法上，起源于美国的经验学派，仍旧占据着世界传播学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地位。提到经验学派，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被美国传播学泰斗威尔伯·施拉姆(m)以及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拉斯韦尔(harold der)和阿多诺(adorno)将文化传播现象与解释学联系了起来，使这种根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从经济基础扩展到了上层建筑的层面，并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和工业社会相联系，指出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统治者麻痹大众的精神鸦片。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多出身于犹太裔，并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流亡期间的经历，对他们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流亡美国的大部分成员在陌生的商业化环境中感到格格不入，这种边缘化的状态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特殊的影响。然而，这个时期也同样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他们从反思德国法西斯为何能够掌权，到转而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其根源的启蒙运动。这些学者虽然身处相对安全的美国，但是他们却从美国当时已经极为发达的文化工业中同样看到了极权主义和纳粹德国的影子，并开创了其大众文化批判的传统。 　　20世纪50年代以后，应联邦德国政府之邀，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回到德国。自此，“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名词正式出现在学术场域。在20世纪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达到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