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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2 对可知的研究，对不可知的敬畏 　　《儒学的经济学解释》，包含了两个理论，两个学科和两种文化。一个是解释的理论，一个是被解释的理论。很显然，这里解释的理论是经济学，被解释的理论是儒学，就跟数学术语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一样。 　　对于儒学，我只是个“票友”而已。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未，我的有关儒家的知识是“批林批孔”时获得的。一直到1987年，我第一次去了美国，考察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园。在去美国之前，我有一种假设，因为当时我坚信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就假设美国是一个接近经济学理想的地方，到了美国我发现并非如此，但还是令我非常震撼。到了唐人街，我发现唐人街最前面有一尊孔子的像。这种情景告诉我，接近经济学理想的地方，也是有不同文化的。儒家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显然不是古今之分。这虽然是一???小事，但对我是有非常深的、比较大的冲击。我回来就开始阅读儒家文献，首先还是读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尊重理性与理性不及 　　再到后来，当我读了更多的儒家原典，就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儒学的主张跟经济学的主张竟然如此相近。我们一般认为经济学是一套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基本方法是成本-收益分析，它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得出了比较坚实和令人信服的理论。但是这不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方面。其实读经济学，最后真正读懂、读悟了，发现不是经济学在理性主义分析上有多高明，而是它有这样一种表述，比如“看不见的手”，用来形容市场的让人想象不到的神奇作用。这个表述的背后，包含了某种对不确切知晓的制度的敬畏，这种制度叫“看不见的手”，看不见，没法描述，也不能完全理解。 儒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借助于神秘主义的理论影响人们，只是通过说理来教化人群。 　　亚当?斯密之后虽然有一些波动，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一直传承了下来。到了20世纪，哈耶克讲“自发秩序”，表达的也是这样一个含义。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通过人们互动自生自发的秩序具体是什么样的。它包含了经济学最重要的一点，承认理性不及。经济学最值得骄傲的，不是认为理性能够达到多少高度，而是它承认有理性不及的地方。所以经济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自然秩序哲学。对于自然秩序，我不能完全理解它，但我去遵从它，甚至敬畏它。 　　反观儒学，在这方面也非常类似。我们知道，儒学其实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文化。何为理性主义呢？就是“讲道理”，无非是讲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比如像孔子这句话，“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费乎？”让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不就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一种方式吗？这里的“利”就是收益，“费”就是成本，“惠”就是好处，这是非常理性主义的表达。儒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借助于神秘主义的理论影响人们，只是通过说理来教化人群。 　　但是同时儒家也非常清楚理性的局限性。所以孔子又有一句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焉”，老天说话了吗？没有;四季在变换，万物在生长。天不说话都是这样一种结果，政府还说什么话呢？人还说什么话呢？这也包含了对自然秩序的尊敬和敬畏。 　　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绝不仅仅是相似，事实上在历史上，这两种文化曾经互相交流过。在十六七世纪，有大量的欧洲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播基督教，但同时也了解和学习了中国的文化。这些传教士发现了儒家和道家的文献，就通过信件将这些文献寄回到欧洲，在欧洲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掀起了“中国热”，很多人都非常崇尚中国，包括伏尔泰等。这样的“中国热”不能不影响到最早的经济学家。 　　后来马弗里特写了一本叫《中国：欧洲的楷模》的书，主要记载的就是这个过程，以及对欧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最初的经济学家产生的影响，其中一个受影响最大的人就是魁奈。魁奈和斯密并列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而魁奈对中国文献阅读是非常多的。后来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用大量的篇幅剽窃了一些欧洲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论述，但是他在第八章集中论述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魁奈当时在欧洲被称为“西方孔子”。当然除了魁奈，他周边的法国重农学派也都受到了影响。斯密当时经常去巴黎，与重农学派过从甚密，也受到了影响。实际上在这两个很相似的理论或文化传统之间，在历史中实际发生过互相的影响。 　　儒学有一个框架，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在书里也是按这个框架展开的。格物致知开出了儒家的一种思想进路，可以近似地归结为理学，所谓程朱理学;正心诚意开出了另一个进路，近似归结为心学，所谓陆王心学。它们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类精神活动方式，而这又恰恰是“理性主义”和“承认理性不及”的两个取向。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强调经验，强调逻辑，侧重于理性主义。心学强调的是反归内心的、顿悟的、超然的取向，承认理性不及。我们用经验的逻辑方法，实际上不能够穷尽知识;所以我们用另外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