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洗牌”.docVIP

PAGE  PAGE 7 民办教育“洗牌” 　　要想真正促进民办教育继续发展壮大，仅靠一部法律是远远不够的 　　67岁的王国欣穿着一件宽大的旧毛衣，坐在办公桌前，神情隐忍且疲惫。他这样评价自己过去15年的办学历程：“这是一条戴着枷锁的不归路。” 　　在民办教育领域浸染了八年、曾参与创办多所国际学校的法政国际教育中心主任贾大明则一脸轻松，回忆起八年的从业经历，他说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将不少学生送进了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名校。 　　两人境遇相似的地方是，10月31日公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三审稿像一颗炸弹一样在他们的“朋友圈”炸开。 　　对民办学校的分类管理是此次修法的重点，未来的中国民办学校将被明确分为两类――“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选择归于???一类，而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则只能为非营利性质。 　　一周以后，修正案在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并将于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王国欣表示，分类管理可以剔除名为非营利、实以营利为目的的投机资本，但他同时认为，新法重在限制，未真正起到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作用。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下称《促进法》）正式施行后，有从业者评论称：“教育产业的春天来了。”如今，面对修改后的法律，一位民办教育资深从业者感慨：“冬天重新来临。” 　　在这13年间，中国民办学校的数量已从6万余所增加至16万余所，在校生从1400万人增加到4600万人，要想真正促进民办教育继续发展壮大，仅靠一部法律是远远不够的。 营利与非营利的模糊边界 　　此次修法的最大突破在于明确民办学校可以“营利”。 　　围绕着“教育能否营利”的问题，一直存在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一些民办学校以“贵族学校”的名义牟取暴利，损害家长的权益，助长了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有人认为，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在经费、师资等方面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是壮大中国教育的一条出路。 　　13年前，《促进法》立法过程中，各方也无法达成一致。最终的法律条文进行了妥协处理，一方面强调“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另一方面留下口子，“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但法律出台后，没有任何规章制度明确出资人获得“合理回报”的界限、金额及方式，这一条文最终停留在纸面上。 　　2001年，王国欣创办精诚教育集团并担任董事长，据他称，自己办学这么多年从未取得过任何“合理回报”。不止他，多位民办教育的负责人表示，自从创办学校之初，便已经主动选择不要求任何回报，并将学校注册为非营利性机构。 　　民办教育一直在一种暧昧环境中发展着。它们因为公益性要求，大多注册为非营利机构。同时，许多民办学校实际行为则与营利性机构并无二致，不少投资办学者利用模糊的政策性，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学校的举办权或经营权，成功实现了对学校财权的控制并获得利益回报。 　　一位民办教育从业者对《财经》记者表示：“民办学校通过购买服务等各种方式可以对学校资本进行转移。”在他看来，这是行业内的“明规则”。 　　得益于此，近十多年间，各方资本也争相进入。北京、杭州、成都等地多家民办教育机构实现上市。 　　更有甚者，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前提及非营利性的身份掩护下，部分民办学校的行为因一味追求利益而变形。多家民办学校的官方网站上，宣传页的标语为“专家办学、名师执教”，以此来吸引生源。但上述民办教育资深从业者透露：“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部分学校会对师资进行包装，误导公众的选择以扩大生源。” 　　因此，教育界也有学者认为，此次修法是试图为民办教育界提供一次正本清源的机会。剔除非营利性民办教育领域内的投机资本，是修法的主要目的之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表示，从法律上明确“营利”和“非营利”的区分，可对现在非营利性质民办学校从事的关联交易等营利行为进行规范，鼓励真正以非营利为目的的捐资办学者，也可使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收益，帮助他们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 　　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在答记者问时同样表示，分类管理从法律上破解困扰民办教育发展的学校法人属性不清、财产归属不明、支持措施难以落实等瓶颈问题，也有利于政府落实差别化的扶持政策。 　　王国欣也认可，如果政府给予认真办教育的人及从事事实营利行为的办学者同样政策待遇，会让前者寒心。 　　如何应对“明规则”，金锦萍建议，非营利性的民办教育应进行信息公开，进而对关联交易行为进行规范。 　　更多民办教育从业者说，他们对产业前景和将采取的措施，会观望一段时间。 重点在组织属性还是教育质量 　　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修订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