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郊：昔日未竟的北京副中心.docVIP

PAGE  PAGE 5 西郊：昔日未竟的北京副中心 　　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多数资源被华北“剿总”调用，优化西郊“新街市”的计划被束之高阁。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党和军队的各大机关，开始陆续进驻这座更名北京、即将成为共和国首都的历史文化名城。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进京的各大机关，大多利用今天二环内现成的院落房屋，改建成办公场所和宿舍。不过，一些军队机关却舍近求远，主动搬到北京西郊的万寿路、永定路。难道这些看似荒凉的郊区，也有现成的房屋和院子吗？ 　　虽然离北京的旧城区不算太远，但很多人不清楚，在公主坟以西，曾有一片初具规模的新城区，房屋鳞次栉比，院落整齐划一，街道纹理清晰，配套依稀健全。这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建的西郊“新街市”。如果能够成型，它将成为近代北京最早的城市副中心，改变北京市民的生活轨迹。 　　“新街市”缘起 　　1937年盛夏，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拉开了帷幕。不久，北平沦陷。 俯瞰北京西部。 　　日寇铁蹄在踏入北平之初，照搬在伪“满洲国”的做法，迁入大量日本侨民，以期加强殖民统治，巩固侵略成果。1937年全市日侨不过5300多人，到1942年增至11万人。解决日侨住房，是日伪当局亟待解决的难题。 　　最初，日侨大多租住中国人的民宅。可是，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和生活习惯差异，使日侨与中国人的房屋纠纷有增无减。日伪当局颇为头疼。连年战争和年久失修，使北平旧城住宅大多破败不堪，而旧城的中国居民众多，居住拥挤，不少四合院卫生条件较差，无法保证居住的私密性，让日侨很不适应。 　　安全和生活上的顾虑，使日伪当局不愿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到旧城改造上，而倾向于另辟新城，将中日居民隔离开来。因此，在1940年日伪当局制订的北平“都市计划”中，就提出“对旧城区完全不顾，纯注重于建设租界性质的郊外新区域”。 　　按照这份计划，日伪当局将打造两个新区。“西郊树立宏大计划，俾可容纳枢要机关及与此相适应之住宅、商店，更于城外东南面地区及通县南部，以工厂为主”。而在旧城东西两侧城墙???别到东郊、西郊，设置绿化带，配套住宅和商业。日伪当局还在东西城墙凿开豁口，打通长安街，作为“东西新市区之联络干路，而贯通两端之新辟城门”。 　　东郊“新街市”定位为工业区，西郊“新街市”由于迁入了部分机关，且商业、住宅配套齐全，更像是今天的“城市副中心”。 　　民国版“副中心” 　　西郊“新街市”的范围，西至八宝山，南至平（京）汉铁路，北至西郊机场，总占地面积65平方公里。既规划了住宅区、商业区、祭祀区、医院、高尔夫球场、公园等，又按照北京内城格局规划了棋盘式道路。 　　1939年7月，日伪当局成立伪“建设总署北京市西郊新市街建设办事处”。其后，机构几经变更，但西郊“新街市”建设工程一直没停。直至1945年一期工程完工，占地15平方公里，建成房屋581栋，建筑面积6.7万平米。其中，住宅445栋，建筑面积3.4万平米，容纳1059户居住。这些住宅大多作为“华北交通公司”“邮政总局”、“华北运输公司”等日伪机构以及日本北京居留民团等社团组织的宿舍。 　　可见，西郊“新街市”并非自发形成，而是伪政府手笔。因此，它接纳的居民只有千余户，且基本是日伪机构的员工，多数日本侨民没有机会住进来，只能继续在旧城区找房。 　　日伪当局大规模建设西郊“新街市”，正值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动员占领区的一切资源扩大侵略，无暇对民用设施投资修缮。导致北平旧城民宅年久失修，即便是“新街市”的新建住宅，质量也很差。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时，西郊“新街市”多所房屋已有坍塌。 　　抛开政治因素，单从市政规划和管理角度看，“新街市”体现了摆脱旧城束缚、另起炉灶发展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疏解旧城区部分功能的作用。正如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内政部聘请的荷兰城市规划专家柏德扬博士在北平的演讲中所说，“西郊不能视之为郊区，而作为卫星城市，赋以自力生存之方……须使人民能居住、能工作、能憩游、又必令此种集中地各部分间之交通，保能畅利是也”。 　　“新街市”的缺陷和无解 　　1912-1920年，巴黎市政府在距离市区16公里范围内建了28座小镇，只配备居民区和起码的生活设施，就业、社交等日常生产生活仍要仰赖主城区。这就是西方大都市第一代卫星城的功能形态。 　　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的西郊“新街市”跟这类卫星城如出一辙：没有成片的工业区，居民只能到旧城区上班，或沿长安街穿城而过，到十几公里外东郊“新街市”的工业区上班。西郊“新街市”不免沦为“睡城”，导致北平市区潮汐式的早晚交通高峰。因此，对“副中心”的调整优化势在必行。 　　1947年5月29日，由市长挂帅，有关部门和社团参加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8月，北平市工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