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免腐败”必然带来巨大风险 不具可行性.docVIP

PAGE  PAGE 6 赦免腐败”必然带来巨大风险 不具可行性 　　近年来反腐风暴波澜壮阔，强力反腐深得民心。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一种说法：主张赦免腐败……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必要在理论上给予澄清，政策上更应有针对性地解决。 　　近年来反腐风暴波澜壮阔，强力反腐深得民心。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一种说法：主张赦免腐败……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必要在理论上给予澄清，政策上更应有针对性地解决。 　　近年来反腐风暴波澜壮阔，强力反腐深得民心。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一种说法：主张赦免腐败，认为腐败存量十分巨大，不赦免解决不了；腐败分子是特殊利益集团，不特赦会阻碍改革；腐败是制度造成的，特赦腐败合乎情理；很多腐败没被追究，事实上已经存在赦免。 　　笔者认为，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必要在理论上给予澄清，政策上更应有针对性地解决。 　　“赦免腐败论”站不住脚 　　所谓“腐败存量十分巨大”，这个假设扩大了腐败犯罪的范围。腐败犯罪都是故意行为，贪污贿赂罪是典型的腐败犯罪，但渎职犯罪则是过失行为，并不是腐败犯罪。如将腐败犯罪理解为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腐败犯罪人数会大幅增加。另外，这个假设将严惩腐败与清除腐败“画了等号”。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只要国家和阶级社会存在，腐败就不会消除。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黑数，但腐败黑数到底有多大，各国都没有准确的尺度来测量。 　　“特赦腐败”其实只是表面上掩盖腐败或将腐败“染白”而已，实质上并不可能带来太多的变革，改革的阻力和障碍依然存在。在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中，很多腐败分子恰恰利用改革中的漏洞发了财。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从未间断和终止过。中国的改革不是靠腐败分子推动或支持取得成功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的。 　　而“将腐败的根源定格为制度漏洞”的说法也是一种托词。制度健全与不健全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健全无懈可击的制度，任何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都可能存在漏洞或缺陷。另外，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搞腐败的人总是极少数，反腐败的人占多数。这说明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别，内因是腐败行为不可缺少的关键变量。将搞腐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制度，而腐败分子的责任却推得一干二净，是十分不合理的，结果只能让搞腐败的人理直气壮，而反腐败的人却直不起腰杆。 　　一些腐败分子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受到惩处，并不是对腐败分子的赦免，因为一旦条件成熟，腐败分子最终会被追究。事实上，目前查处腐败力度与群众期盼还存在一定差距，恰恰说明加大惩处腐败力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不应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用特赦方式处理，让腐败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赦免腐败必然带来巨大风险 　　赦免制度目前是全球一项极富争议的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特赦腐败将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赦免腐败”不具有可行性。我国宪法只规定了特赦，而没有大赦，赦免腐败犯罪缺乏法律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实施过7次特赦，对腐败分子并没有实施过特赦。1989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知》，并不是特赦，因为“两高”无特赦的权力。1977年11月5日，我国香港地区曾颁布过局部特赦令，是廉警冲突事件发生后港英政府不得已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特赦令只是扫除了严厉打击腐败的障碍，之后通过修改完善法律，增强廉政公署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强化打击腐败力度，并不断推动有关的改革，腐败才逐步得到有效遏制。同样作为英国曾经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并没有采取特赦腐败方式，而是通过严惩腐败并不断堵塞漏洞，很快走出了腐败高发期，这说明特赦并不是解决腐败必不可少的措施。 　　“赦免腐败”缺乏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原则，根据现有的法律制度，腐败分子与其他犯罪分子一样有很多机会获得宽宥，完全没有必要赦免。 　　一是刑事追诉时效给了犯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刑法规定的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同样适用于腐败犯罪。只要不存在追诉期限的延长、中断和又犯罪的，都不得再追诉。二是自首和立功给了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刑事处罚的机会。三是缓刑给了暂缓执行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机会。四是减刑和假释减少了实际执行刑罚的机会。五是党内法规对党员违纪行为也给了改过机会。目前纪律处分的很多规定都仿效法律制定的，纪律规定中有很多类似刑法的规定。只要腐败分子符合这些规定，在纪律处分中也很可能会被宽恕。六是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给犯罪人明确具体的认罪自新机会。如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8日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具体规定了一些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 　　“赦免腐败”具有严重危害性。“赦免腐败”将改变党的性质，制造重大的政治危机。党的使命包含反腐败的内容，因而决不允许党内有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