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治理的“纲”.docVIP

PAGE  PAGE 5 财税治理的“纲” 　　凡是处理问题、总会祭出“纲举目张”的大旗。问题是，财税治理和改革的“纲”究竟是什么？ 　　笔者以为，无非纳税人与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征纳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人与环境）之间“五种”关系。事实上，全部财税体系就由这五大基本关系或系统构成。 　　关键在于，如果理顺这五大基本关系，就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坦率地说，如果不能理顺，而是引发、制造或加剧这五大基本关系的矛盾、传统与摩擦，便有悖财税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而且，如何理顺征纳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应是重中之重，是根本和杨心。因为它决定和制约其它四种关系的和谐程度。 　　为此，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五大基本财税利害关系的本质，即，它们是怎???一种关系？ 　　众所周知，交换关系是关涉人类利害生存的基本关系，分为两种：因果交换关系和目的与手段交换关系。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交换，作为交换主体者，不是一种为了什么的交换，比如施舍。因此，这种交换就不是一种等价的利害交换，属于分外的善行。但后者，则是一种目的为了什么的交换，交换是为了从对方交换者那里得到什么的交换。自然，等价交换是其必然的逻辑与基本特征。 　　直言之，纳税者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交给政府，并不是纳税者的觉悟有多高，是一种无私利他、大公无私的行为。恰恰相反，纳税者给政府交税，让渡他的一部分财富，是一种不得不的自利行为，是为了从政府那里交换到他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一种物品――公共产品和服务。他之所以不愿意自己生产，或是认为不值，个人生产成本太高，无法承受，或者是因为不愿，或是因为有“搭便车”的投机心理，企图免费享受，等等。 　　其次，如何理顺和调节这种关系，避免冲突和混乱，防止其背离财税体制创建的终极目的？ 　　迄今为止，就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与手段而言，无非道德与法两种。财税道德是一种财税主体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它主要依靠教育和舆论两种非权力力量来发挥作用，调节五大财税利害关系。财税法则不同，它是一种财税主体行为“必须且应该”如何的规范.属于权力性规范，一方面依靠暴力强制，比如军队、警察、监狱等手段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依靠行政强制，比如提薪、降职等手段发挥作用。 　　财税道德与财税法之区别，在于各自所依靠力量的不同，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非权力，以及财税道德影响力弱一些，但范围大，可调节一切财税利害行为，而财税法影响力强，但范围相对较小，仅仅作用于那些重要的财税利害行为，重在守住财税治理的“底线”。但必须强调的是，财税道德是财税法的价值导向系统，财税道德优良先进，财税法就可能优良先进：财税道德落后恶劣，财税法可能落后恶劣。 　　进而言之，尽管财税道德规范可以任意约定，财税法规范也可以任意约定，但优良财税道德和财税法却不能任意约定和制定，只能从财税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经由人类社会创建财税体制的终极目的，根据财税价值，从财税价值判断中获得。这是因为，财税终极目的是客观的，财税行为规律是客观的，财税价值是客观的，财税制度（财税道德与财税法）的结构，及其制定的过程与方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要全面理顺和调节好五大财税基本关系，制定优良财税道德是前提，制定优良财税法是关键，核心则在于如何调节好征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固然，调节好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也十分重要、不可或缺。 　　只是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评价财税道德和财税法优劣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笔者以为，核心标准应由终极、最高与根本标准构成。终极标准是指一种财税体制增进了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以及增进了多少。即是说，那种财税体制增进得越多，那种财税体制就越优良，反之则越恶劣。而终极标准还可具体化为两个分标准：一是在征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尚未发生根本性冲突、可以两全情况下，应该遵从“不伤一人的增进所有人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二是在征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情况下。应该遵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原则。最高标准即人道自由原则，可具体化为“把纳税人当人看”与“使纳税人成为人”两大原则，并进一步细化为法治、限度、民主等原则。根本标准即公正平等原则。进言之，唯有全面符合这三大原则的财税体制才是优良先进的。自然，要彻底协调理顺好这五大基本关系，就必须遵从这一终极、最高、根本之核心价值标准，并以此为目标，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而且，由于财税关系属于目的与手段类型的交换，更应遵从等价交换原则，即公正平等原则。不仅征纳税人之间的交换必须遵从公正平等原则，也不论征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还是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都应该遵从公正平等原则。同理，国与国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