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觉名片”.docVIP

PAGE  PAGE 7 “听觉名片” 　　“名片”一词是自带视觉性内涵的。“听觉名片”之说，则对此予以了听觉性挪用和引申。提出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要强调文化空间其实也具有听觉属性，如同一张听觉上的“名片”，微妙地折射出审美趣味、身份政治甚至意识形态。因此，就值得运用“听觉名片”这样一个概念，从听觉的角度对我们身边的社会文化状况进行分析解读。下面就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讨论“广场舞”听觉、公共噪声，以及听觉习惯如何受到文化和技术所驱动等问题。 　　但首先还要从听觉和视觉的不同之处说起。相对于视觉，听觉更为“隐性”。听觉感知作为客观存在，很容易被我们的感官“格式塔”和“视觉性思维”所“无视”。 　　比如当今当我们在我国大街小巷步行的时候，一项生存技能就是要“竖起耳朵”，对电动车的细微声音实施“监听”，以防它抽不冷子钻到眼前。对于这个任务，眼睛是无法胜任的。视觉性“监视”需要我们转动脖子和眼球，监视到眼前此处的时候就监视不到后脑勺的彼处，很难做到全方位和不间断。所以这项重要的任务就只能交给耳朵去做。再比如说，对于广场舞冲突的解释，很少有人能够指出冲突的实质不在视觉上面，而只能是听觉上的。道理其实明摆着，视觉上的舞姿只要不是到了伤风败俗的地步，都不会产生冲突。广场舞显然在视觉上并无大碍，在听觉上则让很多人不能忍。还有，当人们谈论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小说”的时候，往往把那个“新感觉”等同于视觉现代性，而忽视了听觉现代性也是“新感觉”，包括大都市的喧嚣、广播、留声机、电话等。听觉性的存在，在日常的私人空间里面也同样微妙。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丈夫振保整天在外，妻子烟郦在家闷得慌。丈夫就觉得广播（小说里叫“无线电”）可以代替自己和她说话，还可以让她学学国语和外面一些事情。对于妻子来说，听“无线电”也挺好的，这样就免除了夫妻之间没有话说的尴尬。举更近便的例子。有一天我坐在家里突然听见我妻子在客厅用手机听《爱的代价》，我心里头就说：“什么状况？有必要听这个吗？”但然后我就放心了，因为我妻子喊我“快来听冯小刚唱的《爱的代价》”。这样举一些例子，才能够凸显，哪怕在今天所谓的读图时代，读不带图的纯粹的声音也能读得惊心动魄。开个玩笑。当下美学文艺学的话语者虽然喜欢说“读图时代”，但如果要把他们电脑里的声卡拔走，他们肯定不干。 　　下面就要说到我国一些主要文化空间的“听觉名片”现状以及背后的文化症候了。 　　这几十年，听觉环境也如同空气和水一样，未见显著改观。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写于大约30年前，读者至今觉得出神入化。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视网膜和手机屏幕中所见的地坛，和史铁生所呈现的并无不同。但这样的阅读默契是建立在读者自我“屏蔽”其听觉的基?A上的。在听觉上，现在的地坛，特别是在游览旺季时，已经变成了《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的听觉集中营。在任何一个地点的两百米半径之内，都有若干个音响设备在发出大分贝的相互“违和”的旋律。各种气功、广场舞、街舞的声音，形同声音炸弹。所以，如果说到“听觉名片”，今天的地坛实在不怎么样，更与国外高水准的“听觉名片”相距甚远。 　　2015年夏天我曾在维也纳市政厅附近小住。那几天每当夜幕降临时，市政厅背后的空场就有露天音乐会。要是想吃喝，再跑远点儿就有卖炸猪排和各式餐饮的“美食街”，一直延伸向“人民公园”和霍夫堡宫。北京的一些消夏去处，虽然在视觉上与此有很多可比性。在听觉上则相去甚远。在维也纳这一处露天空间里，音响装置所唯一放送的就是音乐会上的音乐，不存在不同声音主题的干扰。美妙的音乐弥漫于整个的开阔空间，让人有一种共同沉浸于音乐欣赏的归属感。市政厅是一座新哥特式建筑，巨大的外墙立面如同一座山，把声波反弹回来，不会让音乐在空旷的空间里过于分散。所有的听觉效果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而且服务于人们的不同听觉需求，按照距离的远近，分出三个层次，离音乐会区域越远，则音箱播放出来的音量也递减。对于坐在露天座位上那些专门听音乐的听众来说，他们欣赏到了声学效果极佳的音乐，参与到了一个音乐共同体之中。再远一些的闲人，则既流连于美妙的音乐，也受到炸猪排和啤酒的诱惑。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听觉效果，大约类似于少年鲁迅在乌篷船上远远听到的“社戏”。更远的选择在美食街吃喝的人，也能在交谈中享受音乐的陪伴。这个距离上的音箱的音量被有意控制得很小。他们听到的实际效果，就如同助兴的背景音乐或者叫“Muzak”了。树立起国外“听觉名片”的标杆，就可以直戳国内“听觉名片”的鄙陋。记得我有一次深秋时节从幽静的香山饭店走下来，一切美感的回味都被出口下坡道路两侧商家各自为政的音响泛滥所轰炸得荡然无存。 　　当景象丑陋的时候，人们可以闭上眼睛，当气味难闻的时候人们可以捂住鼻子。听觉则不是这样。当人们身处我国从都市到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