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元年”的冷思考.docVIP

PAGE  PAGE 8 中国“公司元年”的冷思考 　　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似乎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冷静地总结过去，如何清晰地设计未来，如何面对变幻的市场环境？企业家们有必要进行一番全新的自我反思。本文或许只是出于某种特定角度的观察和建言，谨希望它能够带给新时期的企业家们一点启发和思考。 　　 　　公司元年里的是非争端 　　历史必将会记住2010年，中国进入现代史之后真正的“公司元年”。 这一年的金秋十月，一部名叫《公司的力量》的纪录片正式出版，掀开了中国人对公司的理性思考。而回首这一年里公司的故事风起云涌，像一部部豪迈的“大片”塞满了我们的眼睛。 　　先是黄光裕和陈晓的公司控制权大战，几乎让所有中国公司的问题全部呈现出来。公司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到底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到底是传统的，还是开放的?很多本质性的问题纷至沓来，人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便迅速陷入一种简单的二元判断之中。丰富的公司命题被我们简单化，以至于到现在，关于公司常识的启蒙，并没有得以展开。 　　华为的人事纠纷，则是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公司课题。这家被人们称为“最卓越的中国公司”，其实一直隐含着相当严重的制度性课题。为什么如此磅礴的公司，却一直没有与资本市场对接?为什么其幽深的股东结构却是“公司绝密信息中的绝密”?从常识层面看，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一定是开放的，而华为“不小心”透露出来的人事纠纷，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思考公司现代化的机会。 　　再看看蒙牛和伊利这两家牛奶公司的“公共关系博弈”，以及腾讯和360这两家互联网公司的“口水大战”，它们都涉及“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里如何建构市场公共关系”的重要命题。在商业分工里，公共关系指向英语语境里的“relation”，用经济学的解释，是指在商业交换过程中参与者关系的合理维护。但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却异化成一种“潜规则”，一种甚至是反市场、反透明的阴谋与技巧。 　　可以肯定地说，在以上提及的所有事件中，都有中国式的公司组织和中国式的公关公司在背后联手操纵。 　　由此，如何把如此密集的公司故事放在大历史的框架下进行思考，成为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对过去的梳理，对当下的观察，对未来的展望，需要有人潜心去做。 　　 　　中国公司未来的新方法 　　从亚当#8226;斯密、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到弗里德曼，全球关于商业文明的讨论源远流长。而经过3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企业家也开始思索了，尤其是那些通过竞争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几乎同时在这个不安的年份里注意到，中国经济一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另一方面也逐渐出现了一些不信任的倾向。企业家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了自由市场竞争的价值，也有人在另一个向度上认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能力的提高与促进。这样一种承认和反承认的关系，一直影响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发生与发展，影响到企业家对企业行为的思索。 　　2010年各种与公司有关的故事，事实上都在沿着这两个向度展开：一部分企业家认定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商业的人性基础决定商业具有绝对的利己动机；而另一部分企业家则把国家主义意识和时代的宏大责任联系嫁接到企业建设上。前者可能导致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物欲的过度宣泄，后者则导致企业家的市场分工处在泛政治、泛历史的层面。如此一来，企业的发展无论在价值体系还是方法论上，都会和现代企业制度拉开一定的距离。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商业生态环境。那么，下一个30年，中国企业怎么走? 　　中国企业家可能需要真正站在企业建设的合理地带，用纯粹的商业方法展开下一个时代的企业建设，真正使企业行为成为日常生活。 　　中国企业家可能需要进一步学会妥协、学会协商。妥协是一种发展的眼光，是一种建设性的方法。中国企业家应该站在多元价值立场的平台上，寻求各种市场力量的共赢，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情绪，无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无助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中国企业家可能需要勇敢地、合理地、科学地追求利润，并将追求利润的勇气倡导为社会的一种风尚。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公司概念为主要组织形态的商业社会里，如果我们强调追求利益和追求利润确实能够带来资源更合理的分配，更能唤起这个社会的公益勇气和人文诉求，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建设就不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财务计算，它甚至可能超出了企业家之所以建设企业的原因本身。 　　在下一个时期的经营管理生活中，中国企业家可能还需要不断建设一种双向的感恩。当一个社会只要求单向感恩的时候，这个社会可能是不和谐的，它背后的商业文明值得我们忧虑。有一段时间，环境非常强烈地要求企业家感恩社会。今天看来，社会可能也应该注意感恩企业家。在市场运营的链条上，企业家是社会的某种组织者，而公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人生存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