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硕考研-2015年北大传播学考研辅导班-公众参与社会抗争.docVIP

全国唯一专注考研一对一辅导机构 公众参与社会抗争 　　 对于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政治动员能力和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抗争的研究一直为学者所关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韦路在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时，将互联网的政治影响的研究概括为乐观派、悲观派和怀疑派。乐观派是建立在公民新闻、网络商议、边缘赋权等事实基础上的动员论（mobilization thesis）。悲观派多持一种巩固论（reinforcement thesis）的观点，认为数字鸿沟、知识沟、数字排斥等现象导致互联网对于政治参与效果有限，反而会巩固现存的社会不平等。而怀疑派则认为对互联网的影响言之尚早，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塑料媒介”，就像融化的塑料注入现有的磨具一般迎合我们这个社会，呈现去政治化的特点，他们倾向于无效论（no-effect thesis）。 　　韦路以2008全美社会参与电话调查（Pew Internet American Life）的数据为基础，在分析微博用户的背景特征的基础上，聚焦微博这一特定的Web 2.0应用，研究其与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微博具有平民倾向：有色人种、年轻、收入较低的群体使用微博的频率更高；微博使用与阅读他人博客、写作自己博客、社交网站等其他Web2.0应用正相关，微博使用与收发邮件等Web1.0应用负相关；与其他网络应用相比，微博用户被动员的频率最高，但与动员别人没有关系；阅读和写作博客与动员别人正相关，社交网站与动员别人负相关；与其他网络应用相比，微博所解释的政治参与的变差最多，对政治参与的贡献最大；政治被动员、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显著相关。这个研究的结论是：微博在促进人们政治被动员，进而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加速民主化进程方面有很好的正面效果。 　　与量化研究的路径不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从“围观”这一网络词汇入手，结合中国语境，分析了“围观”政治的产生和特点。“围观”一词曾经有着贬义色彩，是看客文化，麻木不仁的代名词。然而在互联网语境中，它却成为了一个褒义词，胡泳认为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以新的存在形式。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旁观”与“旁观者效应”之后，胡泳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围观”为何会改变中国。首先，“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网民每一次简单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理性的民主投票，舆论的力量可以经过网聚而产生，“围观”产生表达，进而产生行动力。其次，微博的发明人洞察了人的两种基本需求，表达自己和关注他人，并将这两种需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围观”包含了一种彼此看见的含义，包含着见证和记忆的力量，这又回过头来完美地符合了微博的两大根本特性。微博这一交流工具可以支持群体对话和群体行动，可以变成公民新闻的聚集地，形成跨越地域和阶层的全国性的公共领域。但是，“围观”政治的短暂性、脆弱性和行动惰性值得认真看待和研究，“围观”有着自己的局限性。 　　从公共传播到公共动员到底有多远？南都周刊编委沈亚川通过对历次微博上孕育的公共事件的观察，比较了Twitter与新浪微博的传播，认为微博提供了超越以往QQ群、email的传播方式，实现了公共传播和公共动员的初步结合。他 认为与过去十年民间传播和主流传播渠道传播的双轨制传播相区别，中国现在处在“墙内”、“墙外”传播并重的平行传播的传播双轨制之中，并认为通过保证传播质量的公共参与、化解风险和具备表现力的行为艺术以及以公共参与为主要目的的雏形阶段的社会运动最终实现传播并轨。 　　微博在社会参与和政治动员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抗争色彩，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的时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朱春阳以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北海白虎头村事件和大同钟光伟矽肺索赔事件等三个微博事件为样本，研究微博抗争的值框架和策略困境。首先，当社会运动的抗争要素——憎恨的形成、政治机会结构的缺失、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机制、社会运动的概念文本符号——具备的时候，政治抗争就可能透过居间联络（在此前没有联系的地点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传播（使一种抗争的形式、一个问题或一种构建该问题的方式从一个地点扩散到另外一个地点）和协同行动（两个或更多的行动者相互发出信号或对同意对象同时提出要求）这三种主要的机制框架成为可能。而观察微博在其中的作用，不难发现其提供了传播者与组织者的机制实现平台。通过对微博具体事件的分析，他概括出微博事件的主要价值框架包括为弱者主张利益，公平、正义、道义的道德感，以利益诉求为主要目标、间或出现价值诉求并表现出脱域化的特点。抗争策略包括直播现场、围观（转帖+跟帖）、动员传统媒体介入事件、动员网友行动参与（打电话+去现场）、行动互助等，但是现存的策略困境在于抗争的直接当事人的回避、传统媒体的噤声和不跟进，权力机构的不回应、删帖、标志边界，这些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