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现学科意识　评述客观公正.docVIP

PAGE  PAGE 4 凸现学科意识　评述客观公正 　　徐培汀先生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资深教授，他的新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为199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续编，介绍建国55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概况。全书有55.2万字，分14章叙述。 　　该书作者长期从事新闻教学工作，在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方面都曾涉猎，还是边缘新闻学和新闻教育史领域的开拓者，因而视野开阔，率先把新闻传播学说史作为一门学科来阐述。该书的最大特色便是学科意识强，将新闻传播学视为一门结构严谨的科学，这从《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合理框架中便可看出。该书以三条线索系统而全面地阐述这段学科演进的历史：一条是史书所常用的纵向的以时间为顺序依次介绍建国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概况；另一条是横向的以地域为区分的叙述，主要介绍大陆的学术研究情况，兼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科研概况；还有一条以新闻传播学的管理为基础，从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边缘新闻学、新闻教育等各个学术领域，分别阐述各分支学科的科研成果和发展概况。由于徐培汀教授有长期实践经验，对我国新闻学的特点十分了解，故特辟专章《对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的研究》，将原本属于理论新闻学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专门予以探讨。因为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中，当时的新闻理论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的诠释。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理论虽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而经典作家与党的领袖新闻思想仍是指导我国整个新闻事业的核心理念。所以这种结构上的特殊安排，不仅没有破坏全书的科学体系，反而更突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客观存在的政治性强的特点。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另一大特色是内容丰富，评述客观公正。全书在篇章之下，列出专节、专目评介为我国当代新闻传播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政治家和当代学者就达89人、代表作83部，概要地介绍过的作者与作品更是数以百计。光凭这一部分资料，也就足够编纂一部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名著提要了。所以我想如能配上一些书后索引，如人名索引、书目索引之类，无疑将更好地发挥该书资料丰富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辞书便于检索的功能。徐培汀教授在评介众多学者及其代表作时，往往能恰如其分地概括出该著作的特点及其创新之处，给读者以指导，并显示出评述者自身的学养与功力。在介绍历次重要学术争鸣时，作者对不同见解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绝无门户之见，更不以个人好恶定是非。对一些显而易见的差错和失误，也不因对方是自己的师长、熟人而“为尊者讳”。例如他对王中教授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在高度评价这份大纲“确实有不少新观点、新提法，如党报的两重性、报刊演变的基本规律、读者调查”，也敢于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如新闻自由、出版法等，同时也指出其时代局限性，如“以‘报学’代替‘新闻学’，以‘报业’代替‘新闻事业’”以及“把通讯社、广播电视、画刊、杂志、书籍出版整个大众传媒”都列入“中国报刊”的不合逻辑之处。我觉得做学问就是探求真理，就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指出认识上的时代局限性，无损于王中教授新闻改革理论家的光辉，却更彰显《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客观公正的求实精神。 　　尽管《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优秀学术著作，然而它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平衡情况。例如该书以89%的篇幅叙述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学的科研成果，这并无不当，因为新闻传播学之所以在今天成为显学，其真正发皇时期也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是相对而言，前30年（即1949～1979）的内容稍嫌单薄一些，有些人物和事件还是应该提一笔的。如1953年由新华社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所引发的关于“合理想象”的讨论，对确立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划清新闻与文学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在学说史上应该记上一笔。当介绍建国初期从事新闻研究工作的学者时，除王中、甘惜分、安岗、康荫外，还有一位号称“北甘（惜分）、南王（中）、西北何”的重量级人物何微，也值得一提。他抗战时任晋豫日报社长，建国初为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文革”后出任陕西社科院院长兼新闻研究所所长，年已古稀仍担任武汉大学新闻系教授8年。他自1946年起即在刊物上发表新闻学论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笔耕不辍。在新闻传播学说史上??还是应该有其一席之地的。 　　应该说任何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总是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平衡情况，这也正是学术研究日益求精的动力所在。学术的魅力也在于永无止境，愿作者和新一代有志于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研究者继续努力，把这一很有意义的科研领域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