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docVIP

PAGE  PAGE 9 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 　　自英国文学批评家列维斯和汤普生1933年提出媒介素养概念以来，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也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但是，要开展科学、有效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首先对目前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状况加以全面、客观的了解。为此，复旦大学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着眼于将媒介素养视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07年5月～6月，通过在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大规模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希望第一次全面考察目前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状况，并探究其与公众人口特征、政治认知、媒介使用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 　　根据学者们的概括①，媒介素养教育理念70多年来已经过了四次可??为“范式转移”的变化：第一代“保护主义”的媒介素养观源自精英文化脉络，强调保护公众免受不良媒介信息的侵害；第二代（60年代）则认为媒介信息不都是有害的，关键在于受众对媒介内容的主动选择和辨别；第三代（80年代）开始强调培养公众对媒介信息的批判解读能力；第四代（90年代以来）则从对文本的批判解读扩展到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认知理解，并进一步拓展到以公众媒介参与为核心的社区行动范式。因此，本文将媒介素养界定为一个多维度概念，并着重考察其三大核心维度―――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媒介知识、以及媒介参与。 　　本次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四个城市进行，所有城市的抽样均采取多层、随机方式：先根据各城市人口统计资料，按照PPS方法抽取出40个居委会；然后，按系统随机方式在每个被抽中的居委会中抽出15户家庭；最后，根据“最近生日法”从每户家庭中选择一名年龄在18～70周岁之间的个人作为访问对象。调查共成功访问到2409名样本，总体成功率为75.8%。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进行分析。 　　 　　一、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内涵 　　 　　如上所述，对媒介内容的积极处理、批判解读能力，是媒介素养几十年来关注的主题。媒介素养研究者一直强调，受众应该“对媒介信息保持开放、质疑、反思、批判的态度”②。从传播学经典受众理论出发，这一维度实际上也是关心受众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主动性，能够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反思意识，对所接触到的媒介信息展开分析和评判，而不满足于扮演一个消极被动的接收者角色。 　　为更全面地分析，我们将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划分为四个具体的方面―――深度解读能力、批判质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与核实报道能力。其中，深度解读能力意味着受众能够超越媒介报道的文字表面，对报道背后所透露的深层含义进行解读，其集中体现在寻找新闻背后的“弦外之音”；批判质疑能力则是指受众能够对媒介报道提出疑问，怀疑某些报道或细节的真实准确性，不盲从、盲信；独立思考能力代表受众在阅读新闻时并不全盘接受媒介提供的观点，而是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判断等提出独立见解；最后，核实报道能力意味着受众能够通过媒介报道之间的相互印证来确认事实，对新闻报道进行“校验”，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积极，同时也需要付出更多心智劳动的信息处理方式。 　　 　　二、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总体状况 　　 　　调查发现（见表1）：首先，在所有被调查公众中，约有25.6%表示“喜欢在阅读新闻时寻找弦外之音”，23.7%表示“一般” ，而超过一半（50.6%）表示这一说法与自己“不大符合”或“不符合”；其次，约有32%的受众“经常在接触新闻报道时提出疑问”，24.2%表示“一般”，43.8%表示不怀疑或不大怀疑；第三，43%的被访者表示自己“有时会拒绝新闻报道所提供的观点”，而29.1%表示不会或不大会，另有27.8%表示“一般”；最后，当遇到有矛盾的新闻信息时，26.8%的受众能够主动通过多种途径来进行核实和确认，19.2%表示“一般”，53.9%则倾向于否定的回答。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公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总体上处于中等偏弱水平，这反映在除了独立思考能力一项外，其余维度的平均值（见表1中最后一列）均没有达到五级量表的中值③。其中，独立思考能力的平均值最高（3.15），说明受众在媒介提供的观点面前并不是像“魔弹论”所描述的那种应声而倒的“靶子”，而是能够依据自己的思维框架和知识积累，坚持自己的见解。位居第二的是批判质疑能力（平均值为2.78），说明质疑媒介的新闻报道并没有拒绝媒介的观点来得普遍。第三是深度解读能力（均值为2.50），反映了那种“透过现象看本质”、推敲新闻报道背后含义的解读模式，只是一部分受众经常采取的行为。而通过多种途径来核实媒介报道，由于需要付出较高的心智劳动，其平均值也最低（2.47）。 　　 　　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 　　 　　调查发现：男性与女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