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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5 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报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之进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双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新时期的我国报业在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方面，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引导广大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努力奋斗方面，发挥了其他媒体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 　　然而，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广大报纸工作者不能不考虑：在世界信息革命风暴激荡的今天，随着信息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逐步到来，随着广大受众对信息的需求量和选择性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在互联网迅速崛起和加入WTO后海外媒体将对我进一步渗透的新形势下，在严峻的挑战和竞争面前，我国的报业将怎样应对？其前途和命运如何？这不仅是报人而且也是广大国民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就此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并引起广泛研究的兴趣。 　　 　　我国报业进入了亟待盘整的时期 　　 　　近几年来，在我国报业繁荣发展的背后，也发生了不少新情况，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而且涉及办报思想、媒体布局、功能定位、传播方式、市场运作以及发展思路等诸多方面。若对这些问题不及时整合，不加以研究解决，势必会影响我国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概括起来，这些新情况、新课题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前我国的报业正在发生着新的演变。大家知道，在全国众多报纸中，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广大读者的需求，近年来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态势。这突出表现在各级党委机关报、新生的以都市报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以及势头不减的晚报等三大主要媒体上。 　　作为新闻宣传主阵地、主功能的各级党委机关报，凭借独特的政治优势和人才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党性原则，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在报道的思想性、指导性、权威性方面都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而且不少党委机关报在推进报业改革和发展报业经济方面有不少新创造，积累了不少新经验，为整个新闻界所瞩目，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不可忽视的另一面却是：90年代以来，绝大部分党委机关报，从中央一级到省、市、自治区一级，其发行量几乎都呈逐年下滑的态势，有的跌幅甚至在三分之二以上。据数字显示：作为四川省委机关报的《四川日报》，在省会成都市的发行量只有5万份左右。就一般情况而言，报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总是同它的发行量密切相关的。虽然这里存在由于报纸种类激增、读者分流的客观原因，但作为主流媒体的各级党委机关报，多数发行量逐年萎缩的势头至今未得到有效遏制，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认真反思和严肃对待。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做得比较好的，如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由于锐意改革，不断进取，在报业竞争十分激烈的南国夺得了发行85万的份额，连续15年位居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的榜首。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四川日报主办的《华西都市报》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文化生活类报纸异军突起，发展迅猛。作为新闻改革的产物，它继承和借鉴了日报、晚报的宣传特色，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日报，又不同于晚报，也不同于专业性较强的社会文化类报纸的创新之路。这类报纸，由于多半由省、市党委机关报主办，有丰富的新闻资源和人才、资金优势，加上体制机制较活，因而有较好的外部环境和活动空间，一般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除《华西都市报》外，其他如南方日报办的《南方都市报》、湖南日报办的《三湘都市报》、湖北日报办的《楚天都市报》、陕西日报办的《三秦都市报》、河南日报办的《大河报》等等，在当地报刊市场上都独领风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一类报纸，应该说也是我国报业在新时期发展的一个标志，它在新闻宣传上的合力作用、报业结构上的优化作用乃至在经济上的有力支撑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正如中央一位主管新闻宣传的领导同志所指出的，由于一些主办者指导思想不够端正，存在“大报抓导向，小报找市场”、“党报要满足党的需要，都市报要满足市民的需要”的认识误区，加上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放松了对子报的管理，致使一些报纸严重政治性错误时有发生、违规违纪现象不断出现，有的报纸为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和市场卖点，品位不高，格调低下，甚而不惜刊发虚假失实报道，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经过整顿教育，这种情况虽有所改观，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条件下，在广大读者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以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家庭为主旨和以“短、广、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