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一条骄傲的咸鱼.docVIP

PAGE  PAGE 6 大伟,一条骄傲的咸鱼 　　别人付账值得炫耀,自己买单更值得骄傲。毕业十年,很多同学的样子已经开始模糊,而离开学校时大伟说的这句话,却始终刻在脑海中。大伟是我的大学同学。 　　进校门的第一天,辅导员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学校是省内著名的金融高专,毕业可以直接听从分配进入国家四大银行工作。事实上辅导员说的是正确的,在2000年之前果然如此。 　　而2000年7月,我们毕业了。 　　辗转反侧艰难取舍,我选择去了离家千里之外的一个县城小储蓄所。而大伟留在了哈尔滨,没有工作。其实如果他点头的话,老家信用社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大伟跟我说,他走出了农村就没想过再回去。 　　大伟送我上了火车之后,兜里只剩了30元钱。可饭总是要吃的,大伟的表哥在哈尔滨有一个不大的浴池,他便在那里蜗居了3个月,烧锅炉、通下水道、刷拖鞋、帮忘带钱的女人记账,给拔火罐的男人买香烟。 　　期间,表哥托关系帮他弄到了一个进机关单位的名额,前提是三千美金,折合人民币两万七千元。大伟当然不同意,却拗不过表哥,尤其是表哥跟大伟父亲说了这事。 　　大伟说,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连夜坐火车来给他送钱时的情景。那天雨下得很大,浴池地漏恰巧堵了,父亲进屋时他正拿着钩子犯愁。父亲当时把装钱的兜子塞给他,说了句这活不是大学生干的,便拿过钩子通下水道去了。或许在老人眼里,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儿子是穿西装端金饭碗的,怎么可能干这样的活儿。 　　大伟最终也没有去那个机关单位,他说他做不到心安理得。机关单位没去,三千美金大伟却留了下来。父亲东拼西凑的钞票成了他的第一笔创业资金。“鑫源音像”的牌匾在他毕业后的第四个月立在了哈尔滨的土地上。 　　那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店面。10平方米的小屋,柜台里面镶嵌着二手市场的电脑桌、货架后面隐蔽着脏衣服臭袜子,1米不到的卫生间棚顶铺着军训时发的床垫,门口的一对落地音箱吃饭时便成了吧台,生活一应俱全。 　　租碟、卖碟,是大伟的全部营业项目。一天下来,多则三十五十,少则三块五块。他常会一个人躺在双脚悬空的床垫上,想像着明天的生意。这是排遣寂寞的惟一方式。货架上一排排的电视剧,一本本的VCD,大伟根本无心观看,那时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赚钱!赚钱!再赚钱! 　　一桶方便面,一根鸡肉肠,一盘花生米,一瓶啤酒,一地烟头。连续两年春节,大伟都没有回家。用他的话说已经无家可回。父亲不肯原谅他,母亲无法理解他,因他辍学的妹妹,也在电话中默不作声。大伟和我是同一个村子走出来的大学生,我完全能想像到他所面临的一切。 　　人在落魄的时候总会遇到更落魄的事情。 　　2003年春暖花开。大伟的存折数字刚刚攀升5位数时,非典开始肆虐。对面的大学封校,生意顿时一落千丈。戴军曾在书中,把经历非典的日子称作是非典型性生活,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无事可做无处可去,大伟开始给我打电话,很频繁,有时会一天打两三次。现在想想,两个大男人没日没夜地煲电话粥,真是恶心至极的事情。 　　而那个年纪的我们,离家在外的我们,没有显赫背景,没有得意事业,没有娇妻爱子甚至身边找不到能说话的朋友。忙碌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闲下来时突然发现,原来繁华背后我们不过是孑然一身的傻小子。 　　大伟告诉我,有一次他从2米高的床垫上掉了下来,因为醉了;有一次一个女生租碟时投怀送抱,问他有没有别的电影;有一次半夜对面的音像店老板砸他玻璃,他攥着臂力器却没出去;有一次有个开跑车的女人叫他小白脸,还扇了他一耳光。 　　每面镜子的背后都是乌突突的水银。大伟如是说。 　　如果没有SARS,我想这些事情我永远不会知晓。那段无法预知未来的SARS,敲醒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回忆,我们相约要娶一个懂事的女人,同甘共苦,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无限辉煌。 　　聊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互相打趣:加油,哥们还年轻着呢! 　　我们也骂对方不知廉耻,生存在SARS病毒库里还故作轻松笑谈未来。 　　2005年,我结婚了。大伟没来。因为他的彩票站刚刚起步。互联网无限发达,各类视频网站风生水起,宽带更宽光纤入户。大伟拿着全部的积蓄买了彩票机器,鑫源音像也改成了鑫源彩站。 　　说实话我佩服大伟的勇气,事实上,八万元的积蓄并不是小数目。对于2005年的哈尔滨市民来说,等同于一套50平方米房子的全款,等同于一辆相当不错的城市坐骑。而对于大伟来说,等同于从零开始,等同于家人的希望又一次被浇灭。 　　我必须承认,大伟是个相当聪明的男人,至少在我眼里他是这样。刚上大学时他投篮最臭,刚念完大一,他已经是全校女生心目中的“流川枫”。 　　大伟说以前他总是以为,只有像他这样的外地人才会为钱烦恼,为未来担心。原来,每个人都会。他说他的彩票站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三教九流社会熔炉。无论是派出所的副所长、饺子馆的老板娘,还是卖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