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的诗歌艺术.pdfVIP

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 ——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丁尔纲· 摘 要：在五四文学革命大潮中，彻底砸烂了旧诗的枷锁，奉西方自由诗为楷模，新诗取得了赫赫 业绩。但也丢掉了以民族化、大众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崛起诗坛的臧克家，继承古诗与民歌的优秀传 统，学习五四新诗的长处，汲取新诗效法西方的经验教训，从创作到理论，全面建构新诗的中国特色： 把鲜活的人民口语提炼成诗语；大致押韵，大体整齐，形成新诗的“外在的韵律”；追求形象化，着力 推敲千锤百炼，托物寄意，借事传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正确的思想、燃烧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创造 典型的意象与意境，尤其注重塑造“典型的人生的形象”，建构起新诗的“内在的韵律”。这些成就，使 臧诗成为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臧克家就是中国特色新诗的新起点的奠基者和开路人。 关键词：臧克家 新诗 中国特色 奠基者 开路人 中国诗歌的蜕旧出新，始于带改良色彩的 1868 年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口号和 1899 年梁启超的 “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但真正意义的“诗界革命”，则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其总口号当然是陈独 秀《文学革命论》所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 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诲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其历程大体分新诗尝试期（1917—1919）与新诗鼎盛期（1919—1927）两个阶段。前期解决了用白话取 代文言写诗的问题；后期才真正显示了新诗创作的实绩：不仅形成了从表现人生为主到表现工农为主的 现实主义新诗，从表现自我为主到表现“大我”为主的浪漫主义新诗两大诗歌主潮；还次第出现了从象 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其他诗潮。胡适、郭沫若、刘半农、刘大白、闻一多、冰心、朱自清、徐志摩、李 金发、蒋光慈……等诗坛星座，就是其建树的辉煌标帜。对五四新诗，著名诗评家吴奔星生前有个总体 评价：“比较重视新诗的现代化，而忽视了新诗的民族化。”①[P19]如果这“民族化”也包括通常理解的 “大众化”从而共同体现“中国特色”内涵，则我认为这是颇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从局部看，有的诗人如刘半农、刘大白、闻一多等，不仅创作中重视民族化、大众化，还致力于研 究与借鉴古诗、蒐集研究民歌民谣，借以增强诗作的民族化、大众化内涵。但从诗坛整体来看，这种努 力被强大的欧化倾向淹没了！真正能从思想情感到审美表现全方位地以创作实绩展示民族化大众化的取 向，全面显示出中国特色，则是以三十年代初臧克家和中国诗歌会的部分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为新的起点。 一 中国是著称全球的诗歌大国。在漫长的诗歌创作史中，文言与白话的碰撞与对立，历来是个既显且 大的问题。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被朱熹《诗经传序》称为“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的“风”， 与“朝廷郊庙乐歌之辞”的“雅颂”之间，就明显存在着诗歌语言的对立与碰撞。“风”以俗近平民而 获得永久生命力；“颂”以雅媚宫廷而导致生命力的枯竭。此后每当采用活的人民口语表达鲜活的诗思 时写的诗就显得格外鲜活；反之则即便典雅艳丽，也不过纸花而已。这种碰撞以至对立性矛盾，必然导 致以放弃文人语言与书面语言为基础的文言诗语，出现效法“行人南北尽歌谣”（《敦煌曲子词》）、“人 来人往唱歌行”（刘禹锡）、“《六么》《水调》家家唱”（白居易）的人民口语入诗的盛况。因此，唐代才 有旨在纠正诗思、诗语僵化而提倡“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 辞核而实，欲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的白居易所领导的“新乐府”运动的 勃兴。据宋代惠洪撰《冷斋夜话》载：“白乐天每作诗，令老伛解之”。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可 见古人对旨在使平民百姓能接受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是何等重视。但清末自“宋诗派”以降，一味“拟 古”，使诗歌语言流于雕琢、迂诲、艰涩、深奥、用僻典、造拗句的僵死地步；这必然导致了“诗界革 命”和五四新诗革命运动这一划时代的诗歌大解放、诗语大突破的新生面的出现。 可见，白话与文言在入诗问题上的碰撞与对立，导致诗歌的新生，这是中国诗歌史的一大优良传统 和中华民族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新诗运动的文言白话之争，既是对诗统糟粕的 否定，也是对诗统精华的